蒋高明 ：靠老人和妇女支撑的农业还能走多远？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城市，而留守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在家里伺候土地。万能的市场，将青壮年劳动力剥离出农场，再将妇女和老人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打压到水和沙子的价格。有些人仍嫌不够，还要搞什么规模化家庭大农场，让中国的老年和妇女农业大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的农业大军在国际市场上去竞争!一、“万元户”返贫 “万元户”这个名词，对于今天的80后或90后青年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而对于那些50后或60后来说，则是非常熟悉不过的。所谓“万元户”，顾名思义就是存款在万元以上的家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物价连续稳定了四十多年。万元这个数目，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讲，是非常令人眼红的。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两块水果糖仅出售1分钱，一斤上好的有机西红柿价格只值三分钱。“万元户”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大体上是由农村专业户和城镇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早期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单干致富。“发家致富”这个几千年来农民的梦想，总算等到机会可以实现了。
在那个一斤粮食不到两角钱，国家工作人员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的年代，农民能成为“万元户”确实了不起。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在逐步提高，“万元户”也就不再是最富裕的人家了。进入21世纪，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万元户”的说法已演化成了“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的调侃。这一变化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更反映了人们对财富追求欲望的无限放大。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许多农民通过种植粮食、经济作物以及经商、打工等方式，使家庭年收入超过了1万元;城镇居民则通过经营个体生意使年收入也超过1万元。在那个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年代，“万元户”就成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当时，每个地方“万元户”并不是很多，因此“万元户”就成了当时富裕户的代名词。许多地方还给“万元户”挂红花，在全县大会上予以表彰。
改革开放之初，政策因素将农民长期受压制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出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农民固有的自私行为，一些人多出工不出力，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那些有力气的农户不愿意与那些老弱懒的家庭合作，单干在短时间内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农民的这种生产积极性在强大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面前，很快被击溃。没有合作的力量，单干的农民重新回到贫困，其中包括不少当年以种粮为主的“万元户”。
2013年春节，我与农民们聊天，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蒋文强，我的初中同学、当年的万元户，2003年的年过得很凄凉。他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生活都出现了困难，春节是向亲戚们借了300元买了点简单的年货度过的。
蒋文强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即上世纪70年代末，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了。大家都知道，33年前的2万元，其购买力是能抵现在的100万元的。我的这位同学是农村经济改革的首批受益者，是当年令人眼热的“万元户”。
过去30多年中，蒋文强依然十分勤快，而且付出得更多了。为什么当年的“万元户”，返贫成了“举债户”呢? 原因是由大环境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政策造成的。经过详细的了解，初步了解到蒋文强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大连、临沂打工，传回来年收入远比在家种地强的消息时，我的同学并不为之心动，而是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3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200-600倍!他现在再挣回2万元，其购买力连当年的200元都不到。因此，谁从事农业谁吃亏。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停留，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从事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当年“万元户”蒋文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了胳膊进了医院。农民进了医院就由着人宰割，高昂的医疗费用中，很多花费是与治理无关的(如没完没了的各项检测)。为治理胳膊，老同学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蒋文强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年轻人不懂得劳动保护，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工地老板以年轻人没有戴防护面罩为由，拒绝支付工伤费，他们只好认倒霉。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促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上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上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缘”，说什么年轻一对、丈母娘一对、公婆一对，聚到一起就是缘，其寓意俗不可耐。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文强就一个宝贝儿子，这在农村是少有的，因此对孩子就十分疼爱。为了给孩子娶媳妇，非常舍得花钱。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不够，只得去使高利贷。
四是养猪赔钱。农民越穷就越想翻身，而违背自然规律的种养殖方式增大了挣钱风险。蒋文强2012年养殖了50头猪，养殖时间从原来的一年多缩小到不足4个月，猪很容易生病死亡。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养殖出现的灾难，蒋文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使高利贷，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造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万元户”，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是典型的老实农民被逆淘汰。几十年来，蒋文强为国家贡献了几十万斤粮食，出售了一千多头猪，一百多头牛，而今他已一贫如洗。来年的出路在哪里呢?也许老两口加上新婚的小两口不得已进城去打工。对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农民，将含泪告别养育他的土地，告别他辛苦积攒起来的农家大院，进城去打工，从此铁将军把门。
二、“谁种地、谁吃亏” 2015年8月22日，新华网发表记者王宇的文章称，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的一份调研报告称，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四分之三的我国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却超过100个，贫困人口达3600万。粮食产量与县级财力“粮财倒挂”现象十分明显，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
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在对全国800个产粮大县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在十三五时期加快实施800个产粮大县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建议》的调研报告，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报告认为，粮食生产占全国粮食总产量73.64%的800个产粮大县，一直都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但这些产粮大县的发展普遍落后，综合城镇化率仅为24%左右，国家级贫困县竟达105个之多。许多产粮大县仍是财政穷县，日益陷入粮食贡献越大、地方财政收入越少、农民收入越低、经济越落后的怪圈，已严重影响地方政府抓农业生产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粮食主产区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八成，产粮大县多是财政穷县。以我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省为例，该省的70个产粮大县中，43个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21个县是省级或国家级贫困县，60个县要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
从上面的报道来看，如果我国粮食真的如有关部门宣称的那样，实现了“十二连增”，我国生产了6.3亿吨粮的话，我国800个产粮大县贡献了4.5亿吨，即贡献率为71%，遗憾的是，800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105个，占13%。且不说其他的县是否为省级或其他类型的贫困县，产粮大县中发达的似乎不多，总收入连国家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还差20%。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当前市场化农业提前下：谁种地、谁吃亏。
笔者掌握的信息是，我国的粮食安全还是很不容乐观的，如果将大豆折算为主粮，早就突破亿吨(大豆的产量远低于小麦玉米)。2015年我国进口粮高达1.3亿吨，进口的粮食够2亿人吃。
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中，有50%的省份粮食不足。其中海南、青海、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等自足率只有12%-56%，粮食真正富裕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等少数省份，自给率150%-375%;而甘肃、宁夏、江苏、湖南、四川等刚好够用(自给率102%-107%)，几乎无粮可调。
笔者有幸参加了上述研讨会，并被选为小康研究会专家智库高级研究员。在会上，我呼吁国家重视生态农业，即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让农民愿意种地，释放城市的消费力量，带动新型产业经济发展，同时破解环境保护与人体健康保障难题。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释放严重，60%以上的化肥，80%以上的农药并没有用来满足作物生长需要或为作物健康保健护航，而是进入环境，污染了环境和食物链，造成国民身体素质下降。
作为优质农业的前提条件，从事农业的农民必须在专家指导下，告别农业中的有害物质，生产好口感健康的食品，否则城市消费人群的购买力无法释放出来。生态农业满足的不会是小众，而是大部分城乡居民(一线生产的农民最先满足)。国家对农业补贴、环保治理、医疗投入的大量补助也应当向从事生态农业的人群倾斜。否则，将来将没有人愿意种地!
三、走进空心村 2009年10月，笔者陪同新华社记者宫一栋赴山东沂蒙山区考察新农村建设，所见所闻令人心情十分沉重。在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的村庄，村里有一位女孩，为了替家里还债，同父亲一道闯上海，做起了山东煎饼生意。几年下来，便还清了外债。在她的带领下，村里乃至县里3000多人也到上海打拼。这个村原本有1256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0人，多为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80多岁的老汉，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他孤独地坐在自家院子门前，叹着气说：“我老了，干不了活，孩子们守着我也没用，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回到笔者出生的村子，也发现同样的现象。该村是沂蒙山区少有的平原区，一条小河弯弯流过村庄，沿着小河自然分布许多村庄。人口800至1000人不等，算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民平均有土地1.2亩，主要从事传统种植业。26年前笔者上大学时，这里刚有了电，铁路还没有，乡村公路自然是奢望。
如今村里虽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边的天然植被没有了，沙子几乎被盗卖一空。村民们的房子都翻盖一新，通了大街，铺了水泥路。如果从这表面现象看，似乎新农村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仔细考察，却发现农民们看似“过上好日子”，实则背后满是辛酸。因为，很多人家都进城谋生了，剩余的是个村落的空架子。一家人家的看门狗饿死好久了，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在另一个村庄，不到晚上7点，就见村里漆黑一片，大街上几乎听不见孩子们玩耍的喧闹。
为什么农民“倾巢而出”去打工?为什么会出现“空心村”?让我们来算算农民的一笔账就明白了。 种地成本太高了。以每亩计算，化肥需要200元;机械耕地40元，浇水80元;农药20元;除草剂10元;机器收获40元;种子30元，总共种地成本420元。那么，农民能够收入多少呢?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900斤，价格0.6～0.7元/斤。我们就按最高的产量和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840元。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
种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农民纷纷弃粮种菜种瓜。即使如此，风险也很大，大蒜滞销的年份，只有5分钱一斤，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就是加上养的猪、喂的鸡，再种植一半的经济作物，一个四口之家全年的收入也不足6000元。
再看看花费情况：笔者老家村支书家里有两个学生。上大学的儿子每年最低需1万元，上高中的女儿最省也得5000元;人情往来1000元;留生产成本1000元;水电费50元，冬季取暖500元。这些简单的开支就达17550元。而家里还不能有病人，否则就是倾家荡产。因为，农民们压根儿没有将生病的开支考虑在内，小病小灾完全是用身体扛过来的。
如果儿子要结婚盖房，约5万;女儿出嫁购嫁妆，约1万元。这些费用都是要慢慢积累的。迫不得已就得借高利贷，利息最高达25%，因为困难家庭即使向亲戚借钱也借不出来了，银行更不愿意贷款给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去打工。
2011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祭祖。因为事先没有和老家的人打招呼，走到几个亲戚家里，好几家都不在。只好将带来的礼物，放在亲戚的门口，等他们回来时再取。毫无例外的事，许多家的大门都是“铁将军”把门，偌大的一个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尔见到几个老人，听不到孩子的游戏的笑声，听不到妇女的歌声。中国当今农村呈现了和平年代空前的衰败。这个过程进行了短短一二十年。
笔者小时候，农村几乎是不上锁的。那时候很少有小偷，白天关大门是不吉利的，因此很多人家几乎都是大门敞开的;白天下地干活，也开着门出去。只有出远门了，才将门锁上，而钥匙就放在窗台或者门口的一块石头下面压者的。今天，看到众多的“铁将军”把门，心头充满了酸楚。
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的。在城市里，农民建造了高楼大厦;修马路、挖地铁;在工厂里，中国农民的优秀儿女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远离他们家乡的空野里，中国农民修高铁、建高速公路、建水电站、建核电站。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创造的。
中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养活了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中国消耗了不可再生的资源，牺牲了生态环境，牺牲了农民的健康乃至生命，最终换回了中国城市的歌舞升生平，美国人的狂傲，中国乡村的高度衰败。
曾几何时，我们雄心壮志地建设新农村，这个过程从蒋介石的时代就开始，我们曾经出现过热火朝天的中国农民当家作主、集体劳作的局面。而今，中国农民盖上了瓦房，看上了彩电，开上了摩托车的时候，却抛弃了他们热恋的故土好家乡，来到了城市，将新瓦房留给了父母;或者父母也进城照看他们的孙辈，将家交给了铁锁。
中国农村的崭新瓦房成了农民春季回家短暂度假的“别墅”，他们建造了很多住房，但城市里依然没有他们的家，他们在马路边、水泥筒、地下室、简易的工棚里，或者城乡结合部脏乱的拥挤的临时民房里栖身。
中国建造了越来越多的住房，但永远不够，因为中国250多万个农村的的住房，越来越没有了人气，成了闲置房。城市里，穷人买不起的楼房成了鬼屋;农村中，非常宽敞的瓦房成了空房。然而，依然有人提出，要给农民改善住房条件，在村边给农民建造了别墅房，与原来的平房遥相呼应，都成了空房或鬼屋。开放商赚足了钱，政府或村领导出卖了土地。这些房子谁来住呢?
让人心寒的“空心村”，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空心村”。完全放任市场经济，缺乏社会和谐的发展，牺牲生态环境和生命换GDP的发展，已使中国的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空心村”，将来面临的可能就是一座座“空城”!
“空心村”现象暴露了我国农村的几个要害问题：一是农民为教育支付的“天价费用”超过了他们全年收入;二是中央新农村建设费用根本没有到村里;三是农民为生计所迫，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高利贷”、“驴打滚、利滚利”死灰复燃;四是农民几乎没有给医疗留什么后路，一旦生病，只有倾家荡产或者等死。这些问题如解决不好，将动摇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
四、老人与妇女种地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城市，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55%，还有人嫌慢。那些没有进城的农民，由于城市里的钱好挣，纷纷进城打工，造成了春节几亿人群流动的壮观——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迁徙也没有那么多人。而留守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在家里伺候土地。由于中国的老人挨过饿，他们坚持种出自己吃的粮食来，多余的才进入市场。中国种地农民的平均年龄是57岁，那是前几年的数据，估计今天这个年龄又变大了。
有一次，在山东老家，看到几个老人和妇女在锄草，就趁他们休息时攀谈起来。这个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锄草小组已在地里干了快一个星期的农活，这个活是弘毅农场安排的，如果是他们自己家的地，他们才不愿意费这样的功夫，10元的除草剂解决一天都干不完的锄草活。
当然，他们也知道除草剂不好，因为打除草剂的时候他们会感觉浑身不舒服，但由于很快完成这个活，抗一抗就过去了。他们不断地抗，各种疾病都抗出来了。
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快80岁了，是村里的勤快人，我喊他叫五老爷。五老爷话不多，相信勤劳才能够致富，他常年在农场干杂活，有什么活就干什么，人也聪明，不仅会除草，还会扬场，干泥瓦活。他的儿女都已结婚，最远的嫁到北京，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两口在一起，除了伺候自己家的五六亩地，还抽空来农场打工。五老爷家的大儿子在枣庄煤矿上打工，因事故被机器吞掉了一只手，面对如此明显的工伤事故，打官司竟然没有赢。对方律师是谁给的钱多向着谁，白的能够说成黑的。这是老人的一块心病，不能提这个话茬。
妇女中有一位我叫她三婶子的，善言谈，也60多岁了，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她的儿女也已结婚，在外面打工，打工收入每人月收入在三千月左右。
我问三婶子现在好，还是生产队的时候好，三婶子快言快语地说：“还是现在好啊”，她指的是生产队的时候很穷。三婶子来除草，也不走路了，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
但当聊到水不能喝了的时候，三婶子开始怀念当年的水好。“那个时候河里的水多清啊，我们都到那里洗衣物，现在不行了”，她叹一口气。现在的河水成了臭水沟了。 “不能生病啊，到了医院里，人乌央乌央的。”山东农民说“乌央”一般都是指成群的动物的，三婶子形容临沂医院里的病人。
他们不知道，今天的所谓好日子就是用那些乌央乌央的病人，加上发臭的河水等等为代价换来的。农民容易满足，他们感觉科学技术解放了他们的劳动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在城市里，还不如水贵。还有，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能够让他们省力气的科技发明，会把他们送到医院里去。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癌症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和三婶子一起的叫不上名的老年妇女结过话茬。 面对低廉的粮食价格，他们更不愿意向地里投入劳动了，能省事就省事。农民种地，没有定价权，有时西瓜2毛钱一斤都没有人要了。
上述3个妇女和一个老人的锄草小组，平均年龄65岁，这个65岁组合，在全国或许不是个案。 这么多年来，农民都是忙完自己的活，才来我们的试验田干灵活，而干灵活的大都是60岁上下的老人和妇女，最小的50岁，最大的79岁。我们在低产田上实现的吨粮田，就是靠这样的老人，在他们忙完自己的农活后，来实现的。如果有机农田里投入的是青壮年的劳动，再更好地利用农时，精耕细作，玉米小麦实现3000斤/亩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城里的老人和妇女，每天都在打太极拳或跳广场舞，甚至年轻人有力气都不知道望那里使，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却要为他们生产粮食，社会的分工竟然是如此滑稽。
万能的市场，将青壮年劳动力剥离出农场，再将妇女和老人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打压到水和沙子的价格，如果粮价稍微升高，再进口粮食、油料和饲料，乃至非常进口过期冻肉，继续逼迫农民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农田，于是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激素源源不断地进入农田。有些人仍嫌不够，还要搞什么规模化家庭大农场，让中国的老年和妇女农业大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的农业大军在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五、弃荒：农民的无奈选择 虽然有关部门宣布实现了粮食“十二连增”，但进口压力以及粮食自给能力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造成很多省份粮食不能自给这样的问题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原本18亿亩耕地上，种植季节与种植面积都出现了下滑。一方面强调种子的重要性，一方面耕地面积与季节不能保障，加上大量化肥农药使用，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压力很大。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其核心的核心是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危机，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危机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
农民弃荒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够自己吃的就行了”。这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过去维持国家粮食安全的格局是“湖广熟、天下足”，而今这一格局变成了“北粮南运”、“外粮内运”，甚至原不适应开垦的新疆和东北平原成了粮棉的主产区。对于内地农民撂荒现象，媒体有大量的报道，摘录如下：
2007年8月24日，据食品商务网报道，以种粮为主年近70岁的山西省闻喜农民李有生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小麦不值钱，卖还得自己想办法，加上柴油价格高，收粮的地方又少又远，多种不如少种;在家存粮多糟蹋也多，孩子常年在外吃不了多少，种些够自己吃就行。万荣薛店农民李三怪说他家15亩地，种了14亩苹果和油桃树，剩下的1亩还种了芦笋。孩子上学(高中)每年4000多元，上大学每年不下1万元，儿子结婚还要盖两层新房，更不要说看病的治疗费、住院费，光种粮根本无法解决上学、看病、盖房的问题。山西运城市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560.96万亩，到2007年下降到461.6万亩。小麦面积逐年下降，每年平均下降10万亩。闻喜、万荣、芮城小麦面积只占到耕地面积的35%，并且出现了相当多的“无粮村”。
2008年4月21日，新华社记者在扬州市郊走访农民，发现所到过的一些近郊农村，有许多耕地被撂荒，或者被各种不成规划的建筑物蚕食。可在这风调雨顺、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人们却严重地浪费着耕地，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揪心与不安。记者与一些在田间里翻整土地、准备育稻秧的中老年村民交谈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自己吃就可以了!”或者是：“现在种粮食又不值钱，肥料什么的又那么贵，种地越多赔钱越多，少种点够自己吃就可以了。”由于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群体大部分都是年老体衰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也在“业余”帮助爷爷奶奶干干农活，可他们还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干农活。多数是老人们，由于已不能再干更多过于繁重农活，或者因为农业上的投入与产出越来越不划算的原因，聪明的江南农民种地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发展农业，更不是想从农业上取得什么良好的收入了。
2011年5月23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湖南采访发现，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过去，行驶在湖南乡村的公路上，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而到记者采访时，村民周大伯家的稻田还在沉睡中，一片绿草覆盖着几亩水田，不远处，也可见零星的抛荒的耕地。周大伯是长沙市岳麓区雨厂坪镇泉水湖村村民，此前在城里打工，那几天，他请假回家希望购置点化肥为种稻作准备。但在附近县城宁乡县的几家农资店转半天，他也没相中满意的化肥。“现在种粮不如买粮合算。”周大伯算了一笔细账：以2010年为例，种一亩水稻双季收成大约在650公斤左右，全年收入在1700元上下，除去种子、肥料、农药以及机耕、机收等费用，毛收入还不到800元。如果算上从犁地到播种、管理、收割的人工，基本剩不下多少钱”。对于一个月能够赚3000元钱的他来说，种田已经没有意义。
在周大伯所在的泉水湖村，很多像他这样在外打工的村民，他们的农田或半休耕或完全抛荒。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然后进城打工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
抛荒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湖南，在江西，到处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抛荒。江西省余干县黄金埠镇，早稻田抛荒现象也随处可见。黄金埠镇一位李姓农民介绍，当地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一些农民种稻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这位农民道出了自己的无奈：“辛辛苦苦种上一年地，碰上风调雨顺年景，也许能挣个二三百，一旦碰上气候异常，则要赔上几百元钱的种子、农药和化肥钱，很不合算。而让土地抛荒，一年还可以得到100多元政府给的良种等各类补贴。”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向媒体透露，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到12%。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
在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土地隐性抛荒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现象。宁乡县农业科技物资有限公司的谭新明说，2010年5月，他们公司的复合肥销量已超过200多吨，到2011年5月，他们只销售了不到50吨;2010年5月之前农药销售额超过200万元，而2011年5月销售还不到50万元。“早稻播种面积减少应该是主要原因”，谭新明叹道。
2011年7月11日，新华社重庆站记者李松报道指出，随着“打工潮”的不断壮大，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并离开传统农业生产，留下大量老人打理土地。在西部农业大区重庆市，不少基层干部说，由于缺乏劳动力，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则是省时省力的化肥当家，田地越来越瘦。由于劳动力缺乏，农民不在农田基础建设上下工夫。水库塘堰淤塞，渠道多年失修。在重庆第一种粮大区合川区，该区涞滩镇两堂村63岁的村民邓国能向记者坦言，自己的体力已达不到水稻育秧、插秧、耕地要求，只能做多少算多少，“够自己吃就行”。重庆万州区天河镇天河社区农民王文义，家有6亩土地，全靠他一个人种，根本种不过来。如果春耕时遇到寒潮、霜冻、干旱等自然灾害，要抢播抢种，劳动力短缺就更明显了。种不过来，只有任由耕地撂荒。
2011年10月28日，人民网记者广东清远河背村调查发现，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年轻人成了稀罕物。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近年来“娃娃们越来越少”，以前的小学，都是50-60人一个班，现在800人口的村小学，今年3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3年级。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2011年10月29日，光明网记者报道了这样一组数据：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在中西部广大偏远的农村，农村的景象如此凋零与寂寞，除了留守儿童与老人，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劳动力。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省市，土地撂荒造成了整个行政村的消失。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每年减少7000多个。土地作为广大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很难产出可观的效益。种地不赚钱，甚至要赔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农民都抛弃了祖祖辈辈传下的土地遗产。土地荒废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在农忙时节，农田里也只是老弱妇孺，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生存的希望。
2012年5月3日中国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未来靠谁种地?”的警告。在湖南麻阳县舒家村乡狮子湾村，全村10个组留守在农村种地的妇女占种地农民的38.6%，因耕种不过来，村里部分土地撂荒。农村留守人员劳动能力不高，农业规模萎缩和耕种效率下降。狮子湾村村粮食播种面积10年下降了200亩，粮食年总产量下降了23万公斤，农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
为了调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笔者先后在全国各地调研，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西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海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内陆省份。为了寻找农业撂荒的原因，2008年4月，笔者现场到毛泽东主席的老家湖南韶山冲调查。只见高速公路两旁的农民家庭，十室九空，大都是铁将军把门，稻田里很少见到劳作的农民。只有到了韶山冲，因为是旅游景区，才看到人山人海，但许多导游都自称姓毛，拉我们去吃她们家的“毛家菜”，毛主席发动湖南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最初发源地，如今也成“本末倒置”了，他们招待客人的粮食竟然大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历史上，当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吃不饱饭而沦为饥民，甚至盗贼时，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就会蜂拥而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就开始了。农民起义的代价是巨大的，谁都盼望和平而痛恨战争。过去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大地主以及富农对小农或雇农的过度欺压，农民因贫而失去土地，从此吃饭成了问题。但在和平年代，农民只要还有口饭吃，农民起义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纷纷弃荒，任由土地荒芜，面对这种现实，就不能视而不见了。
六、现代版的“闯关东” 集体力量消失，单干的结果是没有力量与强大的资本抗衡，农民将最终失去土地。连土地这一最后的生产资料也要在各种名义下从农民手里被剥夺出去，土地流转、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出现将很快将这一担忧变成现实。
最初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行之有效地破除了“大锅饭”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片面强调“分”的一面，集体财产被分掉，致使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单纯的家庭经营，自然资源、劳力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水利化、机械化、山水林田路电综合治理难以实现，科技成果难以推广。
由于没有了集体力量的保护，单个的农民再也没有优势与分工严密的市场对抗，小户经营没有效益，只好去让一些大户带头种地，即形成所谓的种粮大户，或者发展美国式的大农场。但这些做法，同样不利于农业落后现状的改观，那些种粮大户或者家庭农场，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将逐渐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靠出租土地得佣金，雇佣没有土地的农民种地，重新回到以前的大地主剥削农民的时代。这样的农业模式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到解放前了。现在很多地方搞所谓的城镇化，就是以消灭农民为主，将农民与世代相依为命的土地分离。这样的城镇化如果遍地开花，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是十分巨大的，将会严重动摇国家存在的根基。
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一方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连续增产，油料、糖料、肉类产量均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农业结构得到一定优化，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水稻和双低油菜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也都得到了增强和提高。2009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8.75亿千瓦，比2005年增加1.91亿千瓦，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9%。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一步健全，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51%。
然而，必须清醒的是，极端恶劣气候、动植物病虫害、土壤肥力下降、农药化肥用量增加等国内因素以及经济贸易全球化对农业和粮食发展带来的冲击等外部因素，都使得农业生产环境日趋复杂。农业中，水利、良种收集、动植物病害防疫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一家一户的农业模式，根本不能起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农民选择无奈的撂荒，远走他乡，进城打工，这与当年农民“闯关东”有什么区别呢?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弘毅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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