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十年一觉精英梦
这个结论很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底层群体被精英学者排除在知识之外，所以底层群体信奉的知识、宗教、文化，也被精英学者排除在研究、言说之外。 2009年元旦，拙著《中国站起来》出版。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本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书，有的人见我书中还谈到国家利益问题，更是不能容忍，那意思好像国家利益就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有统治集团才会、才应该关心国家利益。他们纷纷将我命名为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甚至不断有人用充满困惑的眼光问我：你的思想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似乎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慨。
这个问题要从两面讲，一面是我对社会内部不同阶层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另一面才是对于国际社会强国与弱国之间、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我首先关注的，恰好是第一个方面。所以，在我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之前，我其实颇有点像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那种状态，对中国社会的强权及其文化权力保持批判的锋芒。不过我实在不愿意自称自由主义者，我宁愿将我这种倾向命名为底层主义倾向，因为我是站在底层立场，对强势群体的文化权力予以质疑。底层主义倾向只是我杜撰的一个词，翻译成学界流行词，就是民粹主义倾向。
一年以来人们已经给我扣上了好些“主义”的帽子，我这里又自称有民粹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真是找死啊。最近不断有贤达人士声称，必须高度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的倾向，好像这两个主义都是洪水猛兽，比殖民强权、甚至比他们天天诅咒的专制集权更加十恶不赦。那世界上什么主义才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呢?当然是那些诅咒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所要推广的主义啰，那才是春风雨露，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啊。
我为什么瞧不起母亲的宗教信仰 我母亲是江西省鄱阳湖北岸山区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乡村女性，一生喜欢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乡村的所有文化习俗都在破除之列。母亲当然不敢在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于是多次结伴到十几里路之外的荒丘野谷求神拜佛，那个地方原有一座蛇王庙，后来庙宇被毁，但是据说灵验依旧。
我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龙身疮，跟着母亲和其他香客一起去蛇王庙求过仙丹。我发现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菩萨塑像之类，当然更没有庙宇。因为庙宇在政治运动中被拆除，香客们就到那个废墟上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
后来读书生涯中，那些研究中国宗教的精英学者告诉我，中国是儒道释三教并立互补的国家，我据此将我母亲的宗教，理解为佛教。因为她自己把自己的宗教行为，称为拜菩萨，而“菩萨”，不就是佛经中翻译过来的词语吗?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重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我们村里很穷，建不起大庙，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领头募捐，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头。母亲总是说，她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母亲的拜菩萨因此跟我产生了命运的关联。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我前去为她们拍照片。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头。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以及这尊韦陀菩萨。我估计还同时供奉着观音菩萨或者弥勒菩萨，否则这尊韦驮菩萨就不会出现，他只能做佛教诸佛菩萨的护法使者，而不应该做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这些复杂的问题，我母亲不甚清楚。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也被人丢在什么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因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 那一天我只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肯定是佛教徒。母亲虽然年轻时拜过观音菩萨，可是自我记事以来，她没有一次有机会祭拜观音菩萨，所拜全是诸如老嘎嘎、土地神、蛇王等等民间神祗，这些神祗跟佛教八辈子不沾边。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信仰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跟鲁迅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们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鲁迅小说《祥林嫂》中，叙事人对祥林嫂捐门槛是那样蔑视、鄙视;《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对于村里人的葬礼仪式，更是怀着刻骨仇恨。我像鲁迅笔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常常针对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祥林嫂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这些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的两个错误。迷信：我母亲对自己信仰的命名。 我年轻的时候，先是在高校学习“汉语言文学”，后来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我自以为很有文化，回到村里老是居高临下地打量村里的习俗和仪式，对母亲烧香拜佛也颇不以为然，甚至曾经想对母亲的宗教信仰产生某种影响和引导。 那时候我想引导母亲皈依基督教，尽管我自己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文化上对基督教怀有莫名其妙的好感。
教堂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比我父亲略长几岁，民国时期就是赣北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副委员长。1957年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是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附近村里到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倒是这些教徒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缓解了内心的痛苦。
那一两年之内，我多次劝我母亲参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礼拜活动。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滋滋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不能去，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我久久惊讶于从母亲口中说出的“迷信”一词。她的信仰和她对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于给我的震撼不是瞬间性的，而是必将持续终生。
母亲七岁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在外地谋生，从此不再回乡。外婆既无田地，也没住房，靠给地主富农打散工养大我的母亲和舅舅。母亲长大以后，辞掉了一家富贵子弟的婚事，她对外婆说：他家那么富有，我们家这么穷，我们拿什么做礼物，跟他们结亲往来?他来半斤，我们对得起八两吗?再说，我是穷人的女儿，到他家只能坐一辈子矮凳，何苦来?不如嫁个跟我们一样的穷人家，心里放松。
母亲选择了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无依无靠，也无田地也无房子。母亲嫁过来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七次。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工作队分给她的。所以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除了爷娘，毛主席就是她最亲的人。我母亲来北京探亲的时候，到哪里玩她都不乐意，她舍不得我花钱。只有毛主席纪念堂，是她主动提出要去看的。排队的时候，她看见有卖花的，又提出要买花送给毛主席。母亲一辈子都踏踏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办事。只有一件事，她不愿意听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遭到我母亲内心的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对毛主席颇有点阳奉阴违。
在毛主席的恩德和威名面前，母亲无条件接受毛主席的教化，一步步后退，一步步放弃自己的文化，信奉毛主席的文化。可是退到最后，退到拜菩萨这件事情上，我母亲无法再退了，这是她的底线，即使因此违背毛主席指示，她也必须坚持这个底线。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她放弃的其他一切，她都心甘情愿地放弃，觉得那些东西确实不正当，应该放弃。唯有拜菩萨，她觉得这是正当的信仰，毛主席要她放弃这么正当的信仰，她不想服从。
可是，即使是在这件敢于违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亲也无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无法在话语权上维护自己信仰和文化的正当性。她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个精英群体出于歧视而给予的命名——迷信，她一面坚贞地维护这种信仰的正当性，一面用精英群体、强势圈子的话语权对自己信仰的正当性予以否定。
为什么在毛泽东和我母亲之间，就一个拜菩萨问题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我母亲在坚决捍卫信仰正当性的同时，却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种力量对于她的信仰的歧视性命名?此间是不是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如果底层人在最为坚贞、决不妥协的信仰问题上，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运，那么，他们的整个命运中，还有一点不被支配的成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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