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博网 发表于 2017-3-15 22:09:19

摩罗:十年一觉精英梦


  这个结论很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底层群体被精英学者排除在知识之外,所以底层群体信奉的知识、宗教、文化,也被精英学者排除在研究、言说之外。  2009年元旦,拙著《中国站起来》出版。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本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书,有的人见我书中还谈到国家利益问题,更是不能容忍,那意思好像国家利益就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有统治集团才会、才应该关心国家利益。他们纷纷将我命名为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甚至不断有人用充满困惑的眼光问我:你的思想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似乎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慨。
  这个问题要从两面讲,一面是我对社会内部不同阶层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另一面才是对于国际社会强国与弱国之间、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我首先关注的,恰好是第一个方面。所以,在我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之前,我其实颇有点像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那种状态,对中国社会的强权及其文化权力保持批判的锋芒。不过我实在不愿意自称自由主义者,我宁愿将我这种倾向命名为底层主义倾向,因为我是站在底层立场,对强势群体的文化权力予以质疑。底层主义倾向只是我杜撰的一个词,翻译成学界流行词,就是民粹主义倾向。
  一年以来人们已经给我扣上了好些“主义”的帽子,我这里又自称有民粹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真是找死啊。最近不断有贤达人士声称,必须高度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的倾向,好像这两个主义都是洪水猛兽,比殖民强权、甚至比他们天天诅咒的专制集权更加十恶不赦。那世界上什么主义才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呢?当然是那些诅咒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所要推广的主义啰,那才是春风雨露,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啊。
  我为什么瞧不起母亲的宗教信仰  我母亲是江西省鄱阳湖北岸山区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乡村女性,一生喜欢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乡村的所有文化习俗都在破除之列。母亲当然不敢在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于是多次结伴到十几里路之外的荒丘野谷求神拜佛,那个地方原有一座蛇王庙,后来庙宇被毁,但是据说灵验依旧。
  我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龙身疮,跟着母亲和其他香客一起去蛇王庙求过仙丹。我发现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菩萨塑像之类,当然更没有庙宇。因为庙宇在政治运动中被拆除,香客们就到那个废墟上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
  后来读书生涯中,那些研究中国宗教的精英学者告诉我,中国是儒道释三教并立互补的国家,我据此将我母亲的宗教,理解为佛教。因为她自己把自己的宗教行为,称为拜菩萨,而“菩萨”,不就是佛经中翻译过来的词语吗?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重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我们村里很穷,建不起大庙,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领头募捐,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头。母亲总是说,她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母亲的拜菩萨因此跟我产生了命运的关联。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我前去为她们拍照片。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头。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以及这尊韦陀菩萨。我估计还同时供奉着观音菩萨或者弥勒菩萨,否则这尊韦驮菩萨就不会出现,他只能做佛教诸佛菩萨的护法使者,而不应该做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这些复杂的问题,我母亲不甚清楚。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也被人丢在什么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因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  那一天我只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肯定是佛教徒。母亲虽然年轻时拜过观音菩萨,可是自我记事以来,她没有一次有机会祭拜观音菩萨,所拜全是诸如老嘎嘎、土地神、蛇王等等民间神祗,这些神祗跟佛教八辈子不沾边。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信仰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跟鲁迅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们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鲁迅小说《祥林嫂》中,叙事人对祥林嫂捐门槛是那样蔑视、鄙视;《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对于村里人的葬礼仪式,更是怀着刻骨仇恨。我像鲁迅笔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常常针对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祥林嫂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这些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的两个错误。迷信:我母亲对自己信仰的命名。  我年轻的时候,先是在高校学习“汉语言文学”,后来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我自以为很有文化,回到村里老是居高临下地打量村里的习俗和仪式,对母亲烧香拜佛也颇不以为然,甚至曾经想对母亲的宗教信仰产生某种影响和引导。  那时候我想引导母亲皈依基督教,尽管我自己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文化上对基督教怀有莫名其妙的好感。
  教堂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比我父亲略长几岁,民国时期就是赣北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副委员长。1957年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是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附近村里到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倒是这些教徒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缓解了内心的痛苦。
  那一两年之内,我多次劝我母亲参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礼拜活动。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滋滋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不能去,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我久久惊讶于从母亲口中说出的“迷信”一词。她的信仰和她对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于给我的震撼不是瞬间性的,而是必将持续终生。
  母亲七岁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在外地谋生,从此不再回乡。外婆既无田地,也没住房,靠给地主富农打散工养大我的母亲和舅舅。母亲长大以后,辞掉了一家富贵子弟的婚事,她对外婆说:他家那么富有,我们家这么穷,我们拿什么做礼物,跟他们结亲往来?他来半斤,我们对得起八两吗?再说,我是穷人的女儿,到他家只能坐一辈子矮凳,何苦来?不如嫁个跟我们一样的穷人家,心里放松。
  母亲选择了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无依无靠,也无田地也无房子。母亲嫁过来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七次。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工作队分给她的。所以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除了爷娘,毛主席就是她最亲的人。我母亲来北京探亲的时候,到哪里玩她都不乐意,她舍不得我花钱。只有毛主席纪念堂,是她主动提出要去看的。排队的时候,她看见有卖花的,又提出要买花送给毛主席。母亲一辈子都踏踏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办事。只有一件事,她不愿意听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遭到我母亲内心的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对毛主席颇有点阳奉阴违。
  在毛主席的恩德和威名面前,母亲无条件接受毛主席的教化,一步步后退,一步步放弃自己的文化,信奉毛主席的文化。可是退到最后,退到拜菩萨这件事情上,我母亲无法再退了,这是她的底线,即使因此违背毛主席指示,她也必须坚持这个底线。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她放弃的其他一切,她都心甘情愿地放弃,觉得那些东西确实不正当,应该放弃。唯有拜菩萨,她觉得这是正当的信仰,毛主席要她放弃这么正当的信仰,她不想服从。
  可是,即使是在这件敢于违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亲也无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无法在话语权上维护自己信仰和文化的正当性。她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个精英群体出于歧视而给予的命名——迷信,她一面坚贞地维护这种信仰的正当性,一面用精英群体、强势圈子的话语权对自己信仰的正当性予以否定。
  为什么在毛泽东和我母亲之间,就一个拜菩萨问题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我母亲在坚决捍卫信仰正当性的同时,却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种力量对于她的信仰的歧视性命名?此间是不是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如果底层人在最为坚贞、决不妥协的信仰问题上,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运,那么,他们的整个命运中,还有一点不被支配的成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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