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后圣：欧亚伙伴关系与丝路新秩序世界大棋局的形成
作者：乐后圣【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反恐战争“脱轨”，中东极端恐怖势力“勃兴”，中东国家和地区“失序”，欧洲从“债务危机”走向“政治危机”，美国急于逃离中东“泥潭”并“重返亚太”，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已经让1997年布热津斯基构想的欧亚地缘政治“大棋局”破局，并且让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具备了世界秩序的意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变数，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面对“特朗普冲击”。中俄两国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才能“驯服”特朗普的野蛮冲撞，推动美国和西方的妥协和退让，与中俄两国合作构建一种新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反恐战争“脱轨”，中东极端恐怖势力“勃兴”，中东国家和地区“失序”，欧洲从“债务危机”走向“政治危机”，美国急于逃离中东“泥潭”并“重返亚太”，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已经让1997年布热津斯基构想的欧亚地缘政治“大棋局”破局，并且让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具备了世界秩序的意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变数，
特朗普一上台就盛赞英国脱欧，严批德国，唱衰欧盟，不是偶然的。他是在运用更加露骨的手法，为防止欧盟这个国家集团挑战或威胁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推进美国长期实施的“分而治之”的对欧政策。
欧盟现陷于内外交困。内部由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长期无解，难民问题又促成员国争吵不休，经济形势更不容乐观，英国决定脱欧促欧盟陷于“生存危机”。欧盟确实正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特朗普的对欧政策更予其致命的一击，使欧盟内部反一体化思潮进一步高涨。即使今年包括法国选举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欧洲形势也不容乐观。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日前表示，欧盟正遇到三大难题，一是包括特朗普新政在内的“外部威胁”，二是民粹主义思潮不断增长，三是民众对一体化日益失去信心。其实，这三大难题是密切相联，相互作用的，解决起来绝非一时之功。欧洲局势正出现几十年来罕见的重大变动。美欧同盟关系也正面临历史转折点。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折射出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正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面对“特朗普冲击”。中俄两国只有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才能“驯服”特朗普的野蛮冲撞，推动美国和西方的妥协和退让，与中俄两国合作构建一种新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中俄关系的发展绝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种“抱团取暖”，而是在欧亚变局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秩序构建。中俄学界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为排除双边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不断提供新的智力支持。
一、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
丝路新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国际秩序。所谓秩序，就是指有条理 不混乱的情况或环境。国际秩序，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原则及相应机制的总和。国际秩序表现在行为规范和国际机制两个方面。行为规范实际是国际社会所遵循的规则；国际机制实际是国际社会的调控机制。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和处于非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对国际社会基本准则规范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形成国际社会所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还需要国际机制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国际秩序，体现国际行为体的话语权，而话语权无疑是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后盾的。但国际秩序的建立和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确有诸多不合理的因素，比如，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贸易体系和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现存国际政治秩序虽然存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但其中的一些原则、规则和机制有诸多合理性，特别是《联合国宪章》规定各成员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已成为公认的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80年代，中国恢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缔约国地位。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在现存国际秩序框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秩序与时俱进以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演变，体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和要求。
如今，中国不仅参加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签署国际公约的数量是几乎是世界平均值的2倍。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2016年至2018年，中国将承担10.2％的维和摊款，仅次于美国。
中国也是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沿线各国业已存在的合作平台上规范化推进，以形成新的合作规则和合作机制。一是地区性论坛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博鳌亚洲论坛、欧亚经济论坛等），包括中国倡议建立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二是各种博览会将发挥“一带一路”的桥梁纽带作用，如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诸多合作平台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提供支撑；三是挖掘“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如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
“丝路新秩序”虽然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但我们已经可以初步描绘出其大致思路和总体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丝路秩序”以“五通三同”新理念为引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基本内容；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价值观和治理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是通过这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形式，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五通三同”体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通过推进“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为21世纪国际与地区合作提供了新模式。
其二，“丝路秩序”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正确义利观。中国历来反对赢者通吃的霸权义利观。一般来说，资本具有逐利性质，经济合作难免追求功利性的目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一种义利观，也是一种发展观。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 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发展观和治理观，？奉行的是“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思路。中国坚持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正确义利观，就是要在追求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做到弘义融利。
其三，“丝路秩序”倡导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201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率先开始“一带一路”和“光明大道”的战略对接。之后，“一带一路”逐渐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对接，如与土耳其“中间走廊”的战略对接，与越南“两廊一圈”的战略对接，与印度尼西亚打造“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同时也与发达国家实施战略对接，如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战略对接，与英国“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战略对接。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并且签订了相关谅解备忘录或协议，初步形成覆盖亚、非、欧三大洲的布局。？
其四，“丝路秩序”体现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则通过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实现共同发展；在文化上通过互学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 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周边关系处理上奉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其五，“丝路新秩序”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创新和补充。应该说，“丝路新秩序”并不是要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对其补充和完善。现存国际秩序还有许多欠缺和空白需要新的规则和国际机制加以规范，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国际融资机构均没有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是对现有融资平台的补充。“一带一路”还将创新一系列规则，如信息和通讯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事关互联网安全。中国已经主办了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俄也就规范网络安全等相关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其六，作为“丝路新秩序”的国际机制，已经建立起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有57个。目前已经又有2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分别仅有31个和28个创始成员国，欧洲投资银行只有6个创始成员国。至2017年初，亚投行将发展到90多个成员国。亚投行得到广泛响应，不仅意味着各国都看到其中的商机，而且反映时代发展潮流，无疑为“丝路新秩序”提供机制保障。
“丝路新秩序”所体现的行为规范，超越了近代以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思维，开创了国际合作新模式，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一带一路”建设弥补了世界经济的短板，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短板、发展中国家产出和消费不足的短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背离的短板等。“丝路新秩序”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方向发展，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具有一定地缘政治色彩的泛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其重心是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但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主要路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大欧亚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覆盖”丝绸之路经济带，但其开放、包容、协同发展等理念与“一带一路”精神相合，因此可与后者相向而行，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过程中确保欧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并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抓手。
（一）大欧亚倡议提出的背景及目标诉求
“大欧亚”（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的概念是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总统顾问卡拉甘诺夫提出来的。2016年6月，普京在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正式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自此学者的构想衍变为国家元首的倡议。
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的背景，“大欧亚”构想在学者层面已酝酿多年，其能渐成“国策”，有三大背景因素：
第一，欧亚主义在路线之争中占据上风。俄罗斯国内一直有欧洲中心主义和欧亚主义之争。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属西方文明，历次现代化进程都是在欧洲的帮助下实现的，未来俄罗斯也会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因此应以发展与西方关系为重心。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斯拉夫文化，在历史上从未真正被欧洲文明所接受，俄罗斯既非纯欧洲国家，也非纯亚洲国家，而是位于欧亚之间，连接欧亚文明的桥梁。在两种思想角力中，普京逐渐接受了欧亚主义，俄罗斯的政治生态也越来越体现出欧亚主义的特征——东正教、集权和民族性。这是“大欧亚”从学者构想变为国策的思想基础。
第二，“大欧洲”理想主义失败。“大欧洲”概念最早由戴高乐提出。1963年1月，戴高乐在会见时任苏联驻法大使维诺哥罗德乌泽时表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与苏联共同建设欧洲。”苏联及俄罗斯领导人都曾憧憬过“欧洲大家庭”。1985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同一栋楼房，尽管我们住在不同的单元，但我们应该合作，并建立联络。”2010年，梅德韦杰夫提出新欧洲安全条约；普京提出建设“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欧洲经济新体系，实际上都是“大欧洲”思想的延续。但现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恃取得了“冷战”胜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空间，试图“把俄罗斯变成与西方地缘政治对抗中的彻底失败方”。俄罗斯最终意识到，它无法融入西方。2015年9月，俄罗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前外长伊万诺夫在“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新现实”波罗的海论坛上表示，“大欧洲”设想已彻底失败。伊万诺夫曾是大欧洲构想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承认失败，意味着“2015年9月是俄罗斯外交政策思想的一个分水岭”。“大欧洲”设想的失败加速了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问世。
第三，欧亚经济联盟成功运行为俄罗斯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提供了抓手。近年来，俄罗斯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认识有很大变化。最初，俄罗斯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因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后来却发现，世贸组织已被弱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俄罗斯认为，只有以区域经济集团为依托，才能在“再全球化”中占据主动。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中，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提过“欧亚经济一体化”，也有同样考量。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为俄罗斯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提供了物质条件。
（二）目标诉求
俄罗斯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有短期应对压力和长期构建地区秩序的双重目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加与西方对话的筹码。即便是提出“大欧亚”概念的卡拉甘诺夫也认为，俄罗斯与欧洲在价值观上有认同感，不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脱离欧洲对俄罗斯都没好处。俄罗斯需要寻求与西方的对话，但要使对话更具建设性，就需要在“大欧亚”背景下展开。布热津斯基曾指出，欧亚大陆的联合将是美国的噩梦。面对美欧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对美西方最有力的回击。
第二，应对TPP、TTIP的挑战。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俄罗斯均被排除在外。TPP的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提出。2016年6月，俄罗斯《观点报》以“大欧亚伙伴关系将与美国的计划构成竞争”为标题刊文，指称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对TPP、TTIP的回应。俄罗斯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拉什尼科夫指出，“欧亚经济联盟与相关国家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应对美国经济扩张的一招妙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盟中心主任苏姆斯基表示，建立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在内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无论是在地缘经济，还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都相当及时，有助于积极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带来的挑战”。
第三，纾解欧亚经济联盟内部问题，提升其份量。欧亚经济联盟在运行之初就遇到向心力不足等诸多问题。西方对俄制裁殃及哈萨克斯坦等其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持续下降，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作为区域经济集团，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总量、外贸规模与欧盟、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其他一体化机制相去甚远。欧亚经济联盟在“再全球化”中的份量不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成员国都亟待发展与域外国家的合作以摆脱经济困境。2015年9月27日，纳扎尔巴耶夫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提出，“应聚焦‘大欧亚’，它能够将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盟整合在一起”。2016年2月，他又提出将2016年定为“欧亚经济联盟与第三国和主要一体化组织经济关系深化年”。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既凸显了俄罗斯的领军作用，又可满足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广结伙伴的诉求。
第四，加快融入亚太经济。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更好地进入这一市场一直是俄罗斯努力的方向。近年来普京一再提及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和东盟之间应加强合作，并强调“俄罗斯奉行积极的东向政策绝非出于一时考虑，也不是因为与美国或欧盟的关系转冷，而是出于长期国家利益和世界发展趋势”。大欧亚伙伴关系可聚焦经济快速增长的亚太，为俄罗斯企业进入亚太市场提供新平台。
第五，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对一向善于战略思维的俄罗斯来说，如何构建未来的世界秩序是其考虑的重点内容。2015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主题是“世界秩序：新规则还是无规则的游戏”，而2016年的主题是“未来始于今日：塑造明天的世界”。在大变革时代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绝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挑战，其更宏伟的目标是以此为载体构建新秩序。卡拉甘诺夫提出：“应有更好的东西替代两极秩序和单极世界，而大欧亚伙伴关系就是新国际秩序的载体之一。”客观地看，如果以中俄印三国为核心，加上伊朗、土耳其等，成功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使欧亚大陆经济走向一体化，安全上形成利益共同体，那么对以海权为基础的美国霸权和大西洋主义将形成巨大冲击，世界格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大欧亚伙伴关系客观上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制衡”或“稀释”，但二者并无根本性分歧。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制衡”，而是在“一带一路”风生水起的背景下有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抓手。
（三）难以产生“制衡”效果
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的“经营范围”类似，因此，理论上大欧亚伙伴关系可以覆盖“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主要聚焦经贸和人文两大领域，而大欧亚伙伴关系范围更宽，可涉及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不论从地理范围还是从内容上，其都可以“罩住”丝绸之路经济带。但从实际看，大欧亚伙伴关系难以对“一带一路”产生“覆盖”效果。
缺乏实质性内容，且无“稀释”动机。在俄罗斯人的理解中，欧亚是指原苏联空间，如超出该范围则会以“大欧亚”表述以示区别。当前，俄罗斯只是表达了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想法，没有提出落实措施和路线图，甚至名称还未最终确定。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到的是“欧亚全面伙伴关系”，而俄罗斯学者迄今在多数场合仍使用更简洁的“大欧亚”。大欧亚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有防止中国主导欧亚的想法，但不过是欲将中国纳入有多个大国共治的地区框架之中，同时也希望将大欧亚地区各种一体化机制进行整合，避免相互冲突，并无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的动机。
俄罗斯经济尚未走出危机，无资金支撑。任何经济倡议，如果没有资本支撑，都会是无源之水。201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下滑3.7%，2016年将下滑0.5%～0.6%。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认为，俄罗斯的内外环境仍很严峻，“三年内俄经济难有实质性改变”。虽然俄罗斯政府对本国经济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但多年来似乎并未找到建设“新经济”的路径。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发展银行实力较弱，注册资金只有70亿美元，由于受到西方制裁，其杠杆撬动能力更弱。因俄罗斯经济向心力不足，独联体国家并不认可俄发展模式，甚至对俄科技能力也有怀疑。这导致俄罗斯聚拢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困难不小，往往需要先许以厚利，方能换其“入盟”。鉴于此，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吸引力尚有待观察。
地缘政治色彩较重，容易引起顾虑。虽然俄罗斯政府称大欧亚伙伴关系是经济合作，但从学者分析来看，它还具有地缘政治功能。这就背离了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希望以此撬动与外部世界合作，特别是发展与欧盟经济合作的想法。由于大欧亚伙伴关系内容尚不清晰，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准盟友，对大欧亚伙伴关系都没有明确表态。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俄罗斯提出的保护俄侨民在乌克兰的利益等，已经使欧亚地区国家对俄罗斯产生疑虑，这些国家对内容模糊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地区国家差异明显，难以整合。欧亚地区是各种文明的汇聚之地，也是各种矛盾的交织之地。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各异、国情悬殊、制度多样、发展水平差异大，彼此间有友好交往的历史，也有长期累积的矛盾和恩怨。在大欧亚地区搞经济合作本已不易，如果再掺入地缘政治内容，就更难形成共识。
“一带一路”业已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支持。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与沿线34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备忘录，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与沿线17个国家共同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区。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不仅使欧亚国家发挥了过境枢纽作用，更助其实现了“走向海洋”的夙愿。如果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之初，一些国家为经济带叫好有“恭维”的成分，那么现在则是发自内心的支持，并抱有更高期待。“一带一路”越做越实，大欧亚区域的任何倡议都会寻求与之合作，而不是对立。
（四）二者可相向而行
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的理念、目标、优先方向都比较接近，二者可携手同行。
理念相合，目标相近，原则相同，路径相似。二者均以欧亚大陆为重心、为欧亚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提出的合作倡议。大欧亚伙伴关系意在构建“能令所有参与者受益的经济发展新区域”，而这也是“一带一路”的目标。二者都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以促进地区经济、投资、贸易、交通物流合作为宗旨。二者都秉持开放性原则，遵循世贸组织规则。与“一带一路”一样，大欧亚伙伴关系属开放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对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所有欧亚大陆国家开放，且同样准备按世贸组织规则办事。二者都从提高便利化、规范化入手。普京关于大欧亚伙伴关系内容的描述主要是便利化和规范化，而这也是中俄“一带一盟”之间谈判的主要内容，如打造东西运输网络；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简化海关等手续；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费用；扩大本币结算等。“一带一路”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优先解决的恰恰也是便利化和标准化的问题。
二者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欧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很多，一体化水平也有较大差异，但相互并不排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就是不同一体化水平机制间寻求合作的例证。“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都是非排他性倡议，它们与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等在功能和地域上虽各有不同，但可相向而行、互为补充，共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与中国利益并不相悖。大欧亚伙伴关系即使将合作内容拓展至安全领域，其优先合作也是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反对外来干涉，防范“颜色革命”等。中俄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大致相同。
（五）“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是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主要路径
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起点是欧亚经济联盟，但基础是中俄关系。普京对中俄关系的定位是：“在当前的复杂条件下，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确保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是国际秩序下国家关系的典范。”正是在这样的定位下，俄罗斯高层和大欧亚计划的设计者都认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第一步是搞好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利益对接。2015年6月，卡拉甘诺夫在《俄罗斯报》撰文提出，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的对接，将成为新“大欧亚联合体”的核心。2016年6月，普京在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阐述大欧亚伙伴关系时表示，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就是形成大欧亚伙伴关系，“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启动关于建立全面经济贸易伙伴关系的谈判”，“这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第一步”。2016年10月，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言时再次强调说：“我们建立了欧亚经济联盟，并启动了与其他伙伴的谈判，包括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进行对接。以此可建立大欧亚经济伙伴关系，未来有望成为欧亚地区更广泛一体化的核心。”为使中俄在大欧亚伙伴关系上形成更多共识，2016年10月20日，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举办了“现实与前景：‘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欧亚伙伴关系构建” 座谈会。由上述一系列表态和双边活动可以看出，大欧亚伙伴关系首先是以中俄合作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其最现实的路径是“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
另外，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如果上合组织能做大做强，其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体也是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不错选择。卡拉甘诺夫提出，不排除上合组织成为大欧亚的中心力量之一，但上合组织亟待充实具体项目，积累切实的合作经验。随着上合组织扩员，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以上合组织为平台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对俄罗斯会更理想。但不论是“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还是“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中国都是关键一员。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构建的起点和基石，借大欧亚伙伴关系巩固和提升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力是俄罗斯的现实目标，这是俄罗斯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实”的一面。俄罗斯没有落实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的路线图，其有关大欧亚泛区域经济合作的理念、原则、长远目标等目前在某种意义上仅是镜花水月。2016年11月30日签署的最新版俄罗斯 “对外政策构想”未提及大欧亚伙伴关系，而普京的国情咨文虽提到大欧亚伙伴关系，但未进一步阐述。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面临回暖，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部分筹码功能消失。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对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热情值得关注。俄罗斯有可能不再大谈大欧亚伙伴关系，而是视情将其“缩编”为跨区域经济伙伴关系。
尽管大欧亚伙伴关系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中国仍应对该倡议持积极支持态度。大欧亚伙伴关系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地缘战略上，都有助于地区经济一体化，巩固中俄关系，维护欧亚地区的稳定，这符合中俄及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大欧亚伙伴关系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需要做好的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这是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最现实的抓手。大欧亚伙伴关系携手“一带一路”，可构建大欧亚区域经济板块，形成与发达经济体相抗衡的区域力量，为国际新秩序构建增加经济话语权。
西方历来质疑中俄合作，而大欧亚伙伴关系所描绘的前景会令美国更紧张，挑拨和唱空中俄关系的声调会更高。2015年10月，卡拉甘诺夫在《欧亚期许》一文中提出，俄罗斯、中国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接近刚起步，西方就开始唱衰，他们极力鼓吹，中俄在中亚竞争加剧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特朗普上台，中国舆论对美国联俄制华的担忧上升，这一方面是对中俄关系的不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受西方宣传影响。对于西方的唱衰言论，最好的应对之策并非与其争辩，而是积极推动中俄双方加强务实合作，让“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早日开花结果。如此，西方的质疑言论不攻自破。
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具有一定地缘政治色彩的泛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其重心是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但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主要路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大欧亚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覆盖”丝绸之路经济带，但其开放、包容、协同发展等理念与“一带一路”精神相合，因此可与后者相向而行，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过程中确保欧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并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抓手。
二、从罗伯特·卡普兰的预言说起
近年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学术界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不断深入，各国学者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中，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学界最具挑战性的观点来自美国的地缘政治专家、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此君几乎全然不顾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坚持以历史和地理的眼光研判变化中的世界局势，被认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也是多部地缘政治畅销书的作者。
其最新的代表作《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缘宿命的抗争》早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书英文版的原名就是“地理的报复”（The Revenge of Geography）有人对他的观点欣赏有加，有人则认为他顽固不化。但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的“停滞”，民族、部族、种族和宗教（教派）冲突的加剧，俄美之间和中美之间竞争和对抗的此起彼伏，卡普兰的观点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罗伯特·卡普兰2016年初发表在美国《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上的文章《即将到来的欧亚无政府状态：中国和俄罗斯趋弱的危险》，直接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预判成欧亚动乱的原因。
他认为，中俄两国近年来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并且都会因此而采取更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而中亚各国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担任领导人的统治者正在逐渐老去，新老更替迫在眉睫，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难以保证政权的和平过渡，中亚“阿拉伯之春”的时机正在趋于成熟。而随着中俄经济引擎放缓，中俄维护中亚局势稳定的能力也在下降，中亚动乱，进而整个欧亚大动乱的局面即将来临。
不可否认，卡普兰的观点有貌似合理之处。俄罗斯经济由于世界能源市场的萎缩而遭遇严重打击，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更使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但在普京总统强有力的领导下，俄罗斯一直在顽强地抵御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不仅维护了国内秩序的稳定，而且还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迫使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还要寻求与其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上的合作，迫使日本不顾美国的劝告，主动地寻求与俄罗斯的“和解”。
普京向世界证明，虽然俄罗斯经济遭遇严重打击，但依然是当今世界局势日趋纷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影响力不降反升。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强势介入，没有俄罗斯“纠合”的俄、土、伊三方合作，叙利亚冲突各方可能会陷入更为混乱的相互厮杀之中。在中东地区战乱不已，欧洲力量急剧衰退，美国社会被大选“撕裂”的形势下，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更为明显地凸显出来。当然，中亚地区局势没有因为俄罗斯的局势而发生变化。
中国的形势更与卡普兰先生的预言相差万里。中国经济与俄罗斯经济不同。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在经历了三十余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转型期，而中国经济的转型又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转型紧密相连。可以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磨合期。
但由于庞大的市场容量和已经积累起来的投资能力和制造业水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出现“停滞”的情况下，中国提议建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施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领导人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提出来的一系列全球治理倡议，都为这个纷乱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可以说中国是唯一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停滞”，贸易保护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的情况下，依然在全球治理的方面不断提出新思想和采取新举措的世界大国。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在磨合中对接。“一带一盟”正在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作”的重要内容，也必将给中亚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变化。
实际上，多数学者关于欧亚局势的研判都比卡普兰先生乐观。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认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四个趋势的演进：单极体系衰落，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的世界日益没落。“人类社会在进入21世纪之际，全球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格局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秩序与结构重组。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300年长期历史趋势的反转。”
卡普兰先生对欧亚局势的研判显然是受到了布热津斯基“黑洞”说的影响。布热津斯基20年前在其风靡一时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对世界局势的研判是这样的：美国是首屈一指、至高无上的全球性大国，欧洲是民主的桥头堡，而苏联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
布热津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强大和孱弱都对美国不利，同时认为“俄罗斯唯一真正的地缘政治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美国的政策是避免使俄罗斯偏离其所需要的地缘政治选择。”
他还认为“俄罗斯同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越早由一个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实际上，对俄国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已不再是做出地缘政治选择的问题，而是面对自己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问题。”
很显然，布热津斯基低估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恢复能力，更没有预见到欧洲和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北约的持续东扩让俄罗斯从“融入”西方的梦中惊醒，大国的野心也很难让俄罗斯按照欧洲的标准改造自己，充当西方的“学生”。也就是在布热津斯基撰写《大棋局》的时候，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恶化了。
进入了21世纪之后，“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化”使美国再次深陷泥潭，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折磨”，以及中东、欧洲和东亚局势的变化，已使布热津斯基失去了他1997年撰写《大棋局》时候的自信。他在2004年出版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对新的全球混乱和美国的霸权地位忧心忡忡，提出了美国是坚持“主导”还是“领导”的问题。
2008年，在他和一位共和党人、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思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一起接受戴维·伊格纳休斯采访的时候，明确提出“全球政治觉醒”、全球力量东移和全球问题的出现所构成的新的挑战。从此，“政治觉醒”成为布热津斯基判定世界局势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这种“政治觉醒”，包括中东地区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也包括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2012年，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他的新作《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这个时候他已经放弃了对美国至高无上、首屈一指地位的判定，而开始探讨美国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指出“西方衰落了”，并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欧亚大陆完成了一次漂移”，而美国已经“浪费了20年的时间”。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变得不是更统一，而是更不统一。另一方面，土耳其和俄罗斯依然滞留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前途未卜。在东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增强了，这个已经深受历史性的敌意折磨的地区产生了一份新的焦虑。”
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是能够构建一个“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和一个“既稳定又协作的东方”。这就是他不再期待俄罗斯按照欧洲的标准改造自己，而是竭力主张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共同应对中东困局的思想根源。他建议美国应该建立起一个从里斯本到海参崴扩大了的西方，其中包括把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培养”成新西方的成员。同时告诫美国人，“美国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不直接介入亚洲对立大国间的冲突。”
时过境迁，从1997年到现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特别是中俄关系的历史性演进，超出了布热津斯基的预判，推动了一种新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这就是中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成为左右欧亚战略格局的重要力量。
三、中俄关系的历史超越
2015年以来，中俄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活动，隆重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尽管西方领导人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但中俄两国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提醒这个世界，中俄两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俄两国有理由坚决维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中俄关系演进到今天，更是具备了新的世界意义。
实际上，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乃至6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都对苏联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愿意把现在的俄罗斯臆想为苏联的化身。大批奔赴俄罗斯参加“红色旅游”的游客，多为这些年代出生的中老年人。
俄罗斯学者在中俄联合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中不断强调当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帮助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感人事迹和巨大贡献，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对今日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背景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中俄两国人民在世界秩序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曾经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冷战后中俄关系的演进已经超越了过往的历史基础，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中俄两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让欧亚变局向着更为有利于中俄两国的方向发展。
首先，经过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发展，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如果我们将中俄关系放在一个更为深远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也会发现，中俄关系是在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演进，包括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曲折之后，刚刚开始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中俄关系的演进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尽管中俄两国大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两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这为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形势面前，两国在国际舞台上都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西方的诸多压力，也因此在面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时候，两国容易形成共同的观点，采取共同的立场；
第四，俄罗斯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中国是第一的世界人口大国，并且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融入世界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两国在经济上优势互补，助推了两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第五，两国成功地解决了边界争端，从而消除了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第六，两国在地区安全上的积极合作，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机制，并逐渐与更为广泛的区域和更多的国家联系起来，避免了“黑洞”的产生，等等。
实际上，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以及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改变了冷战之后的世界力量对比和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推动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至高无上、首屈一指”地位的滑落，构成了朱云汉所说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特朗普冲击”与中俄关系
当然，中俄关系也依然面临艰巨的挑战。这些挑战时刻考验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韧性，同时也提醒着中俄两国领导人在把握中俄关系定位的时候不能犯战略性的错误。在这种种挑战之中，中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特朗普冲击”。
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John Trump）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逆袭”成功，击败选前被世界普遍看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为美国总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但是，世界各国也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这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大选期间经常“信口雌黄”的“疯子”总统。
他宣称自己代表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遭受损失的美国平民百姓，但当选之后提名的内阁成员都是身价几十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商界精英。
他宣称“美国至上”，要求世界各地的美国盟国承担更多安全上的责任和义务，但提名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防部长等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大都是来自军方的“鹰派”，对奥巴马总统的中东政策公开持批评态度。
他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就已经“先声夺人”，与奥巴马政府唱“对台戏”，甚至公开表示上任第一天就要否决TPP，把美国引导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至于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现在还不清楚。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推测，特朗普当选是世界秩序的分水岭。“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
实际上，特朗普当选及其之后的一系列“横冲直撞”，已经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其对美国的关系。我们姑且把这样一种现象称之为“特朗普冲击”。
无疑，中俄关系肯定也会受到“特朗普冲击”的影响，这也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然面对的挑战。实际上，中俄两国都承认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都积极争取与美国的合作，但近年来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因素都在上升。可以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中俄两国抵御美国和西方压力的需要。
但是，一直与普京总统“惺惺相惜”的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无疑给中俄关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变数和挑战。美俄关系的改善，甚至构建一种特朗普心目中的“新型大国关系”，似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战略上的优先选择，而中美关系倒有可能出现倒退，进入一个新的困难期。
第一，对俄罗斯的“制裁”得不偿失，美俄关系面临一个新的“拐点”。俄罗斯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急剧恶化，源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现在来看，俄罗斯改变乌克兰领土现状，“夺回”克里米亚半岛的现实，西方国家不可能动用武力改变过来，而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也达不到预期目的。
俄罗斯在“夺回”克里米亚之后，又乘中东乱局加剧，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无暇他顾之机，强势介入叙利亚战局，并且赢得了主动，迫使美国和深受中东战乱危害的欧洲国家，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在解决叙利亚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方面，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
尽管普京在许多西方政治家和公众眼里“十恶不赦”，但特朗普却非常钦佩普京总统的能力和魄力，并把与普京总统有二十多年交往经验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提名为新一届美国政府国务卿的候选人，无疑就是为了搭建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第二，与奥巴马总统和其他西方国家那些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旗帜的领导人不同，特朗普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听到特朗普就美国的立国理念和西方价值观进行过系统的表述。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特朗普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商人”，并倾向以“做生意”的方式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可能与任何“他者”做交易，讨价还价。这就排除了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改变对抗状态，搭建伙伴关系的障碍。
基辛格曾公开呼吁给特朗普以时间，让他把他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可以肯定，特朗普也会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就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努力唱出一些“高调”，但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从未扮演过美国或西方价值观“卫道士”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作为美国总统是“不够格”的。同时也预示着他所领导的美国可能打乱与盟友和对手的关系，实行美国与他国关系的新组合。无疑，这将给西方阵营的整体性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第三，最重要的是，对于特朗普的美国来讲，美俄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在日趋密切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间打入“楔子”，达到“离间”中俄的目的。实际上，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就已经在中俄之间“厚此薄彼”了。在不断与普京“秀恩爱”的同时，特朗普及其团队在中美经贸关系、人民币汇率、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不断“发狠话”，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如果在特朗普的“特朗普冲击”之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出现某种松动，就会逆转近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效果，重新凸显美国作为“欧亚大棋局”“主导者”的优势地位。
特朗普在中俄之间“厚此薄彼”有其“生意人”的精明算计：把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声称中美贸易不公平，中国从美国“偷走了”工作和技术，有利于继续搅动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情绪，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美国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口，从而增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逼迫中国在贸易、投资和人民币汇率方面做出让步，从中国身上为美国经济发展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也是特朗普已经开始上演的一出戏。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特朗普深知中国现有经济结构对美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严重依赖，所以敢于不断施加高强度的压力，逼迫中国做出让步。
尤为重要的是，对比俄罗斯，中国更被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视为有可能在未来取代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候选人。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都是俄罗斯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也正在迎头赶上，成为世界强国乃至超级大国的条件正在成熟起来。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虽然依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但其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都难以长时期支撑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
事实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已被许多观察家视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博弈，甚至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结果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力量格局。不管这种预判是否夸大其词，改善美俄关系，将是美国新任领导人的优先选项，一直对普京总统钦佩有加的特朗普更会如此。
可以想见，中美关系与俄美关系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任何一个国家离间中俄都不会很容易。因为如前所述，中俄关系已经超越了二战和冷战时期的意义，形成了两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两国都已经在这种伙伴关系中获益。这种关系正在改变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是中国或俄罗斯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关系替代不了的。
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俄罗斯在新世纪中选择欧亚国家定位的重要因素”。更何况中俄关系潜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构建整个欧亚大陆核心地区经济纽带方面，双方面临共同的战略机遇。但美国的“切入”会骤然提升俄罗斯的世界地位，在中俄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张力，挑战中俄两国的战略定力。
五、中俄关系的根本挑战
尽管中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依然面对许多困难和挑战；尽管“特朗普冲击”有可能影响到中俄关系的发展，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否巩固和发展下去，还需要中俄两国人民之间更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这样才能使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互信转化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共识，从而为两国关系奠定更为深厚的民意基础，形成不可逆转的社会取向。
第一，尽管中俄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在世界舞台上配合默契，相互支持，但两国之间“利益”与“角色”的相互认知依然需要不断“调试”。这是中俄关系中一系列问题和波折产生的原因所在。
中国近年来的“强势”崛起，中国经济对比俄罗斯经济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领军”意向，既让俄罗斯对身旁这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兄弟”刮目相看，也对中国“有所作为”的抱负心存疑虑。
中国被视为“崛起”中的世界大国，而俄罗斯则被认为是在“衰落”中勉强支撑，两国之间国际地位的“位移”让俄罗斯有一种特别的不安全感。而中国对俄罗斯与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力量的支持，也不得不保持警惕。中国希望俄罗斯在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时候不伤害中国利益，这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俄罗斯有专家主张，尽管中国对于俄罗斯日益重要，但莫斯科的全球外交政策仍然立足于和美国以及欧洲的关系上。中国是重要的伙伴，但不应主导莫斯科的思维。俄罗斯不仅与中国，还与日本、韩国、美国和加拿大相邻。
第二，尽管两国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多，但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理解。许多中国人仍然习惯于把俄罗斯当作苏联的化身，当他们发现同年龄的俄罗斯人竟然不会吟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红莓花儿开》这样的“流行歌曲”时，会感到莫名的惊讶和惆怅。
当他们在莫斯科红场发现离列宁墓不远的天使长教堂里存放着那么多代沙皇的棺木时，也颇为惊讶，因为这在治乱循环、王朝更换、近代以来革命频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主体，俄罗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虽然这种世界观在俄罗斯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但在依然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却直接和间接地被继承下来。
俄罗斯苏联时期的故事，几乎依然是中国人对俄罗斯想象的全部。对于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的历史经历，大部分中国人了解不多，印象不深。两国人民如何在价值观上找到理解和认同的共同点，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与前一个问题相联系的是，中俄两国都在寻求新的历史定位和国家认同，这对两国关系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历史上的俄罗斯主要是一个欧洲国家，是一个东正教国家，但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和文艺复兴，使俄罗斯在寻求文明定位的时候经常处于困窘的局面。俄罗斯渴望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又不为西方所接受。早在19世纪俄罗斯就有人提出了“欧亚主义”的国家定位，但直到21世纪初，俄罗斯的国家定位仍在进行之中。
而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远比俄罗斯悠久，是儒家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东亚历史和文化演进的核心。当这个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时候，俄罗斯却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强势崛起，成为欧洲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沙皇俄国是最为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当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寻求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时，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又给中国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苏联解体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失败”了，但中国依然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摸索、前行。
中俄两国人民在对待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的认知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一种历史认知上的差距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同。
无疑，中俄两国都处在寻求新的历史定位和国家认同的关键时刻。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正在从一个帝国向民族国家蜕变。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复兴，正在力图把自己久远的历史与现代国家的塑造协调起来，实现一种文明的升华。
中俄人民之间需要更为深入的了解、理解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俄之间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就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俄人民之间能有多大程度的相互了解、理解和认同，特别是价值认同，将决定未来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够走多远，决定中俄两国能否在“特朗普冲击”中保持足够持久的战略定力，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欧亚大陆的国际战略格局。
六、中俄关系与欧亚新棋局
中俄关系的发展与欧亚变局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特别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防止了中亚地区“黑洞”的出现，但欧亚变局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对一向善于战略思维的俄罗斯来说，如何构建未来的世界秩序是其考虑的重点内容。2015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主题是“世界秩序：新规则还是无规则的游戏”，而2016年的主题是“未来始于今日：塑造明天的世界”。在大变革时代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绝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挑战，其更宏伟的目标是以此为载体构建新秩序。卡拉甘诺夫提出：“应有更好的东西替代两极秩序和单极世界，而大欧亚伙伴关系就是新国际秩序的载体之一。”客观地看，如果以中俄印三国为核心，加上伊朗、土耳其等，成功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使欧亚大陆经济走向一体化，安全上形成利益共同体，那么对以海权为基础的美国霸权和大西洋主义将形成巨大冲击，世界格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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