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振：从曾荫权判刑和梁锦松被迫辞职时内地人士反应看中国现代化的差距
最近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被判坐牢，因为其利用职权为自己退休后获得低价租房的好处，以及任职期间搭乘私人游艇和飞机，还有用个人的信用卡刷卡用于因公住酒店销费来积累积分。看网上的评论，不少大陆网友觉得这判刑太过分了，就为这点事判刑？曾荫权1997年金融危机一战成名，为稳定香港贡献良多。但成绩只代表过去，更不能功罪互抵。笔者不由得想起另一个案例，就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因他推出新政策前两个月买了一辆轿车而被迫辞职。按照新政策，他买同样的车需要多花四万元港币。梁锦松的解释是：他的老婆伏明霞怀孕了，他原来开的越野车不太适合怀孕的太太乘坐，所以换了辆轿车。合理解释。但时机的巧合，使得瓜田李下的，难免引人猜测。梁锦松这位极有才干，又有报国爱港之心的财政司长被迫辞职。要知道，他如果不加入公务员队伍，他本来可以在一家大银行拿到每年超过一千万港币的收入。他加入公务员队伍在经济上损失的远超过那四万元。他也是当年香港保钓运动的积极青年。这样的人居然因为那似乎可以理解的买车时机而被迫下台。当时广东多家媒体对香港媒体舆论“小题大做”发出微词，甚不以为然。
但笔者恰恰从这两个案例中看到了香港社会的光明一面。香港回归祖国，最令人担心的是被大陆政治风气污染，从当年梁锦松事件，昭示世人香港舆论的力量和强大的法治精神。虽然笔者对梁锦松很有好感，但对香港舆论对公职人员的强力监督是非常支持的。这恰恰是内地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真正的挑战。
一座城市建起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立交桥不难，真正的难点是人心的现代化。当广东媒体对梁锦松被迫辞职颇有微词时，当大陆网友还在同情曾荫权时，都昭示了大陆民众和文化界政界法治精神的欠缺。只有全民接受对公职人员的严苛标准为自然法则时，中国现代化道路才算真正上了坦途。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因多次离婚而钱包空空，任总理时，每当周末带家人郊游，他开着那辆破旧的甲壳虫小汽车行驶在柏林郊区的公路上，车的前后都是一队高级轿车负责警卫等公务。这就是经纬分明的国家制度。那些高级轿车里的是他的警卫员，但却不是他的家人有资格乘坐的。一旦他的家人上了那些高级轿车，国家制度就瞬间被破坏。
中国大陆民众，当您走出国门，看到那些不如大陆城市更富丽堂皇的城市时，往往有“不过如此”的心态，但笔者提醒：不要骄傲的太早，切记那高楼大厦里的人心和意识才是一座城市最难以建立起来的精神内核，也是大陆民众需要不懈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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