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把握好中国“马阵越阱”发展态势
把握好中国“马阵越阱”发展态势
中国如何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是一大经济发展命题。假如没有后世界金融危机的围追堵截，假如中国没有进入“新常态”，继续保留两位数或者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那么，在“十三五”末，也就是2020年，全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现在每年经济增长6.7%，甚至更低，以及连续两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必需往后推迟，甚至对能否跨越的问题，也有人打上了问号。
那么，中国到底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时候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能否继续前进，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成了许多人要问的问题。
我现在不会给出上面三个问题的答案。我只是就事论事，分析中国2016年GDP的发展情况，综合世界类似国家的发展历史，找出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可能性，提出一种特殊的看法，那就是如何利用我这两年提出的“马阵越阱”理论，去挖掘中国的发展潜力，厘清发展思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去尽快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关于马阵越阱理论，我在《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有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网理论频道、《人民论坛》等媒体均有转载。
我这里再次简单介绍一下“马阵越阱”的基本思想。
假设把全国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比作一匹匹骏马，如果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就算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就已经快要跨越陷阱。这类城市，我称之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快马，例如所有的一线城市，所有的副省级城市，还有许多地级城市，如苏州、佛山、东莞、鄂尔多斯、延安等，都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
第二类城市，就是人均GDP介于7千到1万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城市。这类城市，如果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GDP增长速度，其人均GDP应该在5年之内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中国最难发展的城市，就是那些三四线城市，那里的人均GDP一般低于6千美元。这类城市的数量特别多，而且发展比较分散，没有特别的产业去维持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非均衡区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三四线城市与一二线城市的发展距离持续拉大。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战。
“马阵越阱“理论，在于要求形成一个“慢马追快马，快马拉慢马”，一同跨阱的均衡发展态势。要达到这一状态，中国必须形成多个城市集群。在每个集群内部，有大、中、小城市。一般的大城市，会成为集群内部的经济增长核心。一方面，大的中心城市吸纳周围城市人口、资金和土地资源，强化中心城市集聚作用，发挥城市集丛效应、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周边城市散发发展动力，形成高效率的技术和产业传播作用，从而拉动周边城市向高水平方向发展，改变原来落后的产业和人居环境格局。
大城市“吸纳”与“扩散”的两股力量，对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的影响，表面上看，既是拉大距离，也是缩小距离的过程。而实际上，在“吸纳”与”扩散”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动态拉动之下，整个城市集群的经济总量和活力却不断提高，城市集群内部形成人口、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产业结构等，都得到一种质的升华，整体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效率得到不断提高，最终产生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大、中、小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形成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态势。
在城市集群之间，由于高铁、航空、港口、高速公路和信息系统的不断完上，使城市版块之间的交通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在东部版块工作的人，很容易转移到西部或者其它地区的版块工作，资本的流动更是如此。交通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员流，形成一根根有型和无形的链条，连动各个城市版块，形成一种“版链式”的增长拉动模式。
有了“版链”格局，各个城市集群就不是孤立的。城市集群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融合的协调关系。因而，那些跑在前面的城市（快马），就可以拉动落后城市（慢马），一同前进，形成万马奔腾，快马拉慢马的“马阵越阱”态势。
我们可以从2016年各个城市的GDP发展，看到上面所说的“马阵越阱”趋势。2015年，全国已经有10个城市的GDP总量超过1万亿人民币，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成都、武汉、苏州、杭州。2016年，又有两个城市进入万亿元俱乐部，南京和青岛。长沙差一点就达到一万亿元。
超过万亿元的城市，还会不断增加。如果考虑人口因素，万亿元的城市人均GDP不一定是最高的。例如，珠三角、长三角和西北的一些城市，人口不算多，但是，人均GDP却已经超过1.5万美元。
大城市的作用，不仅是人均GDP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规模效益和外溢作用。如果考虑到外溢作用，中国的城市集群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世界级城市集群，这一类目前包括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也可以包括成渝经济区。第二类是国家级城市集群，目前可以包括大武汉、大西安、大郑州、长沙-株洲-湘潭四个城市板块。第三类是其它城市集群，也可以说是区域城市集群，目前包括除了上面列举的八个城市集群以外的省会城市和各个省的主要副省级或经济力量雄厚的地级城市，例如沈阳-大连-辽东半岛城市群、青岛-烟台-山东半岛城市群、厦门-漳州-闽三角城市群、昆明城市群、南宁城市群、长春-哈尔滨-大庆城市群、兰州城市群等等。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打破省市区的壁垒。但是，各个省市区的相互竞争也是存在的。因此，“马阵越阱”理论，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发达省市自治区拉动欠发达省市自治区的过程。2015年，中国超过三万亿元GDP的省份有六个：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及河南；2016年，湖北、河北及湖南加入了三万亿元GDP俱乐部。除了前面四个省，其它省都是因为人口众多才突破三万亿元GDP大关的。不过，任何事物，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口大省，先从总量上有所突破，形成规模经济，才可能孕育一批超大城市的发展，才可能形成城市集群。
四川、河南、湖北、湖南、河北，都是因为体量大，人口多，才可能出现如武汉、成都、长沙、郑州等一批快速发展的大都市。这几年，中国中部凸起，西部快速发展，就是因为城市集群和产业集聚的两大作用，也得利于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京广高铁开通，使长沙、武汉、郑州三大城市集群迅速发展。
城市化已经进入快速轨道。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7%。这一年，城市人口增加2300多万，乡村人口减少1300多万。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全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方面，促进城市集聚和产业集中。在出口下降，外资流入放慢的新常态下，中国静悄悄的进行着一场以内生（靠内部区域、城乡均衡发展）经济增长而拉动的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欧美反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一个必不可少的经济增长引擎。
也就是说，中国其实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中国各级政府，只要明白”马阵越阱”的基本理论，从发展城市集群入手，从打造”版链式”经济增长格局入手，中国就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这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把握好这个趋势，中国就可以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向前发展，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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