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皮：出头扛旗全球化祸福两难
当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瓦解而坠于谷底的时候，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但邓小平对着全球的关注明确表示中国不出头不扛旗，对内则要求四个坚持韬光养晦。这一养就是三分之一世纪，把中国养成了体量世界第二的经济体。而在中国得意于搭乘全球化的列车突飞猛进，用市场化的妙药补得日见羽丰的时候，全球化却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空前的阻滞。由于中国政府自认为是经济开放的受益者，自然不愿看到全球化的转向。然而市场化的老师和裁判们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教倦诲倾向，似乎补课就要到此结束，或是结业考试到了交卷时刻。
这次，全球各国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不过中国此时不再是邓小平甘当市场经济小学生的态度策略了，借助于经济体量全球第二并快速逼近第一的底气，明确表示了为全球化出头扛旗的“大国担当”，中国领导人在刚刚落幕的瑞士达沃斯小镇会议上的演讲，就是一份出头扛旗的宣言。
然而，中国如果仅仅是接过全球化旗手职位接着扛起这面大旗沿着原来的道路向前，而不去考虑为何全球化会在全球范围出现如此困顿局面的深层原因的话，接过这个旗手的位置未必是一件好事。
市场全球化究竟出现了什么根本问题？贫富分化！
市场化注定导致贫富分化，这已无需论证，而且是一条注定通往贫富分化的单行道。在多大的范围内实行市场化，就有在多大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全球化则把贫富分化推向全球范围。
各国的政要也都在国际场合强调发展的均衡，殊不知严重的不均衡恰恰是既有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必然结局。
在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概念。相反，各个国家所追求的发展，恰恰是超越领先他国。发达的希望保持领先优势，落后的希望复兴反超。自己的发展就是超越他人的代名词，没有人把保持固有顺序的同步推进和平移视为均衡发展。
在国内，各个阶层之间的贫富同样是相对的，居民个人也是谋求相对的富贵。厂商阶层把利润和市场份额的增加视为发展，而居民阶层把收入和购买力的增加视为发展。殊不知，自己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对方的萎缩之上的。
在每个市场经济国家之内，居民都在抱怨收入的低微和增速赶不上通胀和GDP，而厂商要求固化既得利益的呼声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崛起而日益高涨，已富厂商阶层甚至不停地搬出了先贤的教导——无恒产就无恒心——来提醒政府要注意维护他们这个经济主导阶层的既得利益。压制居民收入的说法当然是明显的“政治不正确”，但依然有富豪阶层或者其在学界的代言人不断发声讨伐用工成本的。而以“政治正确”的方式表达更加富有欲望的人则将目标瞄准镜自己的税负，纷纷抗议政府的赋税繁重，削弱了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
那些一年之内收获N个一亿元小目标的人跟着出席了确立中国旗手地位的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但他们还是感叹自己的财富太少，纷纷在抱怨国家的税收影响了他们的发展。为了能够尽可能少承担一些税负，尽可能多积累一些财富，他们用资本流动的权利和行动警告政府，不让他们更多更快地发财，他们就另谋高就让你的经济停止发展。
但是，然而，赋税不过是再分配的手段和转移支付的源泉，减税的实质只是减少了再分配当中全体居民所得的份额，轻税所带来的发展增速只限于厂商阶层。
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中说，全球经济发展要惠及世界各国，这里指的是各国的经济平衡，但没有说要在各国内部各个阶层之间消除巨大差异。而正是各个经济体内部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才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而所谓的经济发展，已经变成了财富在各个国家或经济体内部的富人阶层持续积累的代名词。
川普的胜选被全世界视为美国社会撕裂的表现。社会撕裂，不过是被讳言的阶级分化的另一种说法。全球化的逆流也有日趋全球化的迹象，说明美国的阶级分化不是孤立现象。如果认为川普会背叛自己这个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阶层而真的代表了把选票投给他的阶层的话，就过于天真幼稚了，尽管他在上任当天就再次表示要“重振美国就业和增长”和“让贸易协定惠及每个美国人”。川普的冒头，充其量说明了他所在阶层内部的再分化而已。川普的任期之内，最不担心的就是市场的力量会被削弱，川普组织了一支史上最壕的内阁，希望他们利用在市场上积累的经验来实现美国优先的发展；而最可能的或如就职当天青衣抗议者所说的那样，川普只会代表富人阶层的利益，而一般民众的处境只会更加糟糕。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国家的发展与否都是以财富积累的速度和程度为指标的，而完全忽略掉了财富的分布问题，没有人去看一看那些迅速积累的庞大财富究竟是积聚在什么人的手里。富有阶层财富增长的速度减慢了，就说是发展速度减慢了，而贫困阶层更加贫困了，却不会被看做是发展出了问题。
但若仅以富人的发展观作为对发展的考量，那么其实不存在什么国家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因为，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就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资本一直都在朝着无国界的目标努力。经济第一的美国积聚着大批世界首富，经济几将崩溃的俄罗斯同样也积聚着大批世界级富豪，发达国家富豪云聚，发展中国家同样富商扎堆。世界级富豪少有是蜷缩在祖国故居的，多数人在世界的多个富豪之都三窟而穴。财富流动到哪里，都是享受，而劳动流动到哪里都只是去填补那里的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如果那里的税负环境对资本的快速积累有了不利影响，资本要么要求其“改善投资环境”，要么干脆就会离其而去。这种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化，正是全球化的目标所在。
也就是说，所谓的“发达”只是资本的发达，而不是资本所在国家和那里的民众的发达：所谓的“发展”，同样是资本在新地盘里谋求的发展，而不是民众的发展。资本所谋求的无国界流动自由，使得所谓发达或者发展，只不过表示了资本的增殖状态，而不代表国家的民众的状况。只要是有利于资本的囤积和生养，资本家可以搬到一个完全“自然”的荒岛上，躲到没有任何“产业”和“经济”，没有“发达”和“发展”的私人领地，去消费和享受来自外界的发达和发展。
全球经济学界为了配合资本自由流动快速增殖的需求，会时不时抛出“政府的职能范围”这个问题。而这个所谓的问题，不过是要求政府在利益平衡的过程中把平衡的砝码向着厂商阶层作进一步的倾斜。
在中国国内，如果依然无视正在快速向世界第一看齐的贫富差距，出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反对全球化市场化的潮流只是时间问题。而一旦这种潮流涌起，将不是政府愿意出头扛旗想阻止就能阻止遏制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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