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复: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
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读音，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读作“què”；但查古今词书，诸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还特别注明它黄延复: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
的原形字是“?”。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辞书（海峡两岸都有）注以“旧读què却”的，但“旧”何所指，大都语焉不详。那为什么有人偏偏要读作què呢？据笔者所知，持这种读法的多是一些年龄较大而且多“出身”于清华、北大的高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传人（子女、学生等等）。在20-40年代的清华，全校上下几乎一致如此读法，可是极少有人能够说出什么根据，人云亦云而已。就连泰斗级的语言学家也不例外。如赵元任先生在一篇短文里记述说：
……1924年8月7日毛子水请茶会，在座的有罗志希、傅孟真、陈寅恪，跟张幼仪，……我那时是用英文写的日记，记了“Y.C.Chen”,括弧里注“陈寅恪”。8月15日又写“Devid Yule & Y.C.Chen Here”.……到了8月20日才发现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记上就写了去访“Yin ko Tschen”。“陈”字的拼法当然就是按德文的习惯，但是“恪”字的确有很多人误读若“却”或“怯”。前者（按指“恪”字）全国都是读洪音母，没有读细音母的。而“却、怯”在北方是读% 。所以我当初也跟着人叫他陈寅% ，所以日记上也先写了Y.C.Chen”了。……
前些年笔者曾请教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力先生，他说：
“这字本来应该读‘kè’，但在陈先生的名字中，大家都读què，所以我也跟着这么读了。”……
多年以来，出于好奇，笔者曾对这件“细事”作了一些调查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把恪读作què，其实是一种方音北移后的变异，就是说，在南方一些省份（如四川、湖南……），“恪”字是读quó音的，因普通话（当年叫“国语”）里无此音，所以到了北方，便有人想当然地把陈先生称为“寅què”了。于是就因袭相承，成为习惯。因属“细事”，包括陈先生本人在内，无人去做深究。但这其实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一些当年接近陈先生的人士，我的所谓“结论”就是根据他们的答复得出的。如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先生（前清华国学院李济先生的哲嗣）在一封给笔者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恪”字的正音，按规范汉语自应读作kè，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义的。但陈寅恪先生的尊讳，就我记忆所及，包括他的一些老友至亲（如俞大维、曾昭抡、傅斯年和家父等），都称“寅què”或“寅quó”（湖南一带的读音），这是事实。连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也是叫他“寅què”，我相信我的记忆没有错。我们也是自幼听惯了，因此至今也很自然地念成què音。……较为可能的是，读què系方音（的演化）。我不清楚江西方音如何，但据我了解，湖南中、西部是把“恪”读为quó的（如“quó守成规”），陈先生同湖南曾家、俞家关系密切，可能人们把这个地方音读法普遍化了，从而也就在普通话中念成què了！一旦称呼习惯了，“约定俗成”，就没有人再去深究了。这个看法我曾同陈先生的朋友辛树帜先生（湖南人）的儿子、我的朋友辛仲勤同志商议了一番，他倾向于我的这个假定。……
记得前些时似乎有人在报刊（似为《读书》杂志）上提起过这段“公案”，并举出了赵元任先生自我纠正的例子，但很快就遭到了“反驳”，问题又不了了之。当然，如无特殊必要，是不必无缘无故地再提出来讨论的。但眼下的问题是：1、最近正在“热演”的电视系列片《联大启示录》的解说员也堂而皇之地把陈先生的名字读为“陈寅què”；2、最近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说陈寅恪先生自己就是把“恪”字读为què音的。而这两点，显然又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的。
陈先生究竟是怎样读自己的名字的呢？事实倒是恰恰相反。除上述赵元任先生的忆述外，我手头还有一些材料，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在口头方面，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r”三字。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在书面方面，上面引述的赵元任先生讲的那个故事是许多人都知道的。此外，笔者手头还有大量的文字资料证明，陈先生本人生前凡是需要用外文署名时，一直把“恪”字拼成“ko”、“koh”或“ke”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仅举前不久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收录的一封陈先生写于1940年致牛津大学的亲笔英文信为例，以作参正：
Dear Sir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I intend to sail for England from Hong Kong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 hope that I may reach Oxford in September. Please make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 for my lodging in the college.
with kind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Tschen Yinkoh
如果上述种种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应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作为现代人，在口头上或日常生活中，你尽可以用方音或习惯音读字。但在正式场合，在要求用规范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时，就应该按规范汉语（普通话）行事。特别不应该用自己的习惯以至错误去“纠正”他人。事实上，我接触过许多青年人曾告诉我，他（她）们原本是根据辞书读陈先生的名字的。但受到了老师或长辈的“纠正”而改变了读法。
2、学校的启蒙老师，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解说员、广播员，应是正确使用普通话的模范，万不可根据别人的偏颇之见对自己的听众作错误引导。而事实上，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大新闻媒体，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电视片的讲解员，都有意无意地误导了自己的观众或听众。我相信，他们也是受了某些“名人指点”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应该根据规范汉语办事，而不应盲目听信他人，因为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3、据说我国传统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名（字的读音）从主人”。意思是说，如果在一个人的名字上出现了多音字，应该随着主人读法读音。“恪”字既非多音字，陈先生本人的读法又同规范汉语一致，自然就应该尊重陈先生本人的读法。至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也应该尊重其多年的习惯。但他们万不可去干涉或“纠正”别人，以免有意无意的制造混乱。……
前二年我见到一本书，书名叫《仰望陈寅恪》，其中有一小节是专谈“‘寅恪’音义及其他”的，里面用显然是在教训那些忝为“后世相知”但却“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的口吻说：
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先生，谢世还不足四十年，其名字的读音，已出现某些争议，可见后世相知并不是那么多的。有人甚至扬言，寅恪之“恪”，“读成què是误读”，这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其实，寅恪先生的夫人、女儿、助手和学生，无一不是念“恪”为“却”的。既然所谓误读出自陈家和陈门，则其所以然之故，外人似乎不妨一问。但却不宜自下断语。
《辞海》早有解释：“恪（kè课，旧读què）……”
如前所述，这“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外人”，首当其冲者应是赵元任先生，因为他是“误读”说的“始作俑”者。我似乎也算其中一个，但又不完全像，因为我虽然也一直认为把“恪”读为què是一种南方方音北移后的变异，但我却不是凭空瞎说，而是颇问了一些人，其中也包括“陈家和陈门”的人和寅恪先生的及门弟子。例子之一是：1、我手头还保存一封寅恪先生的族侄陈封雄先生于20年前写给我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大札由《人物》杂志转来。关于先叔父寅恪之恪字读音，一向有两种读法，即kè与què，前者较正确。吾家为赣籍，然先辈曾久居湘省，南音皆读恪为kè，谷县属署名为Y.K.,凡南音kè之字，北音往往读què（如“的确”、“确实”之确）。有“恪”与“格”在字形上易混淆，昔日清华（也包括其他方面）学生为使“恪”与“格”有别，乃依“确”字之北音读“恪”字。此为我之臆断，并无学术依据。如赵元任先生尚无法解释，则我之解释请作为道听途说为宜。专此奉复……。陈封雄（1985年）3月16日。
例子之二是陈先生最亲密的学生蒋天枢教授的亲笔信：
……来信悉。恪字的本字，原作“?，从心，客声。”现在一班人都写作“恪”。读音也随着各地方音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无论如何，“?”是正体。恪是一般写法。它的读音，从古以来就读轲音……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所谓“旧读què”和“《辞海》早有解释”问题。我在前面说过，所谓“旧读”，应该指明是何时何地如此读过。如果指的就是所谓“《辞海》早就……”，就应该指明这个《辞海》是何时何处出版的。据我的查考，1947年中华书局印行过一种《辞海》，那上面给“恪”字的注音是：“可郝切，药韵，本作?……”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的《辞海?词语分册》的注音更其简单：“kè客”。全无半点“què”音的影子；直到1989年，同一个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辞海?缩印本》，才有了孤零零的“旧读què却”之说，但既无来源，又无出处，显然这种东西是不能作“法理”上的根据的。我猜想，所谓“旧读”者，全是我上面提到的20－30年代以来以清华、北大为“根据地”的那部分高层知识界所“派生”出来的名堂。甚至可能是海峡那岸的“舶来品”。
还是那句话，作为现代人，特别是电台的播音员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令倡导说规范汉语――普通话。至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尊重他们多年的习惯，不苛求他们。但他们万不可摆出“通家”的姿态去干涉或“纠正”别人，以免有意无意地制造混乱。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在家里或俚间，尽可以作这样那样的称呼，其中包括以方言或俚语呼叫，但在正式或“公交”场合，则就应该按照国家法令或公事程序办事。在这些“细事”上，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也给后人作出了榜样：1946年，他给清华驻港的邵循正教授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请他就地促请在港的陈寅恪先生返校复课，其中有言（请注意“恪”字的拼法）：
Professor Hsuncheng Shao:
……Please transnit invitation for Professor Yinko Chen rejoin Tsinghua faculty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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