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作者：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以下是12月3日芝加哥大学 Max Palevsky 讲座教授赵鼎新做客战略讲坛004期讲座的第三部分：
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我个人的估计，从物质生产能力（高端产品生产能力除外）来看，乃至从整个沿海地区以及内地的大中城市及周边地区民众（这些地区的居住人口占中国人口很大的比率）实际拥有的财力来看，中国都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经济却面临很多瓶颈。首先，创新能力奇缺。我们经济很成功，但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和山寨模仿、流通领域等。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有着根本的区别。我在斯坦福待了有两年发觉这学校从课堂专题性作业（project）到风投都成了一条龙。优秀学生在毕业时就可能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实业家了。一个学校在原创力方面可能都超过整个中国，美国这个国家发明能力了得。
第二，中国大陆民众现在虽然很富有，但这些财富主要是靠城市扩张拆迁赔偿、房价飞涨、税收制度和能力滞后而产生的。类似现象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阶段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但这些都是一次性买卖。年轻一代基本享受不到这一红利，而民众手中的财富也会因为多种原因而大大缩水，甚至被蒸发。几十年以后，如果中国大陆民众能像今天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一样，能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过着拮据的日子就很不错了。
第三，就经济发展来说，强国家的好处在于能通过国家能力去加强教育和各种基础建设，打击各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集团性利益，并且在培育市场的同时弥补市场的多种负面效应。但是，通过强国家来推动市场经济会带来以下三个负面效应：市场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严重、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普遍缺乏创造力。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解决不好就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第四，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民众的权力和环保意识都会大大提高。一般来说，这一国家的“夕阳产业”就会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转移是否成功也是这国家的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中国大陆就曾经是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夕阳产业”的天堂。这些产业赚足了钱，同时回流的资金也帮助原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的西部虽然广大，但是绝不能把他当作接纳沿海地区“夕阳产业”的场所（中国的西部不靠海。并且西部一旦污染，西高东低的地形会败坏整个中国的水源）。可是，能大量接纳中国“夕阳产业”的国家在这世界上已经不多了。如果某一国家的经济到今天还很落后，这背后必然是有特殊原因的：在许多非洲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还只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从中东到南亚的大片穆斯林地区地缘政治复杂、部落势力强大、教派斗争激烈、极端势力失控；南美地区让腐败的政府和民粹的文化搞得民主与威权两不相宜。笔者非常理解“一路一带”这一国策及其背后的多重意义，但笔者同时必须指出，一些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对这些地区从文化到政治都非常缺乏了解，并且想得非常简单，缺乏独立的声音。
第五，干部积极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靠干部，中国的干部曾经很腐败，但一个地方如果干部很窝囊，经济搞不好，企业家不会给你钱；但是中国改革就是从除条条框框开始的。因此，能把当地经济搞好的人胆子肯定很大必须大。像我这种人胆子小，不贪也搞不好。做事胆子大、敢破除条条框框的，所以给人家送个礼，态度比较随便。 反腐很重要，但是干部的工资大规模低估了，比如北京公务员的起薪据说仍然是三四千怎么够？能考上公务员的都是质量比较好的大学生，凭他的能力，在外面工作工资至少是当公务员的3－5倍。广大干部缺乏积极性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第六，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如此快速崛起难免会打破原有的国际性和区域性平衡，引起大国的不安和周边国家的恐慌。这些都是将心比心就能明白的事，并不需要借助所谓的“阴谋论”或“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才能理解。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和平增长的环境会有问题，因为中国崛起了，行为要变化，不变化人家也怕你。有一次一位大使到芝加哥来做报告。他给人家大讲我们是儒家文化国家，自古爱好和平等等。当时坐在我左边的一个西方教授问我：“他是不是在开我们老外玩笑？”我说不是，他是认真的。他又问我：“他脑子正常吗？”我说他脑子很正常。西方教授说：“那他怎么会那么说？”我当时非常生气，后来仔细想想，这位大使的说法对于具有常识的西方人来说都难以接受。 你给人家讲中国自古就爱好和平，但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经常侵略人家。知道一点中国周边历史的人也应该知道，许多周边国家所塑造的民族英雄往往是“抗华英雄”。关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问题，我很同意腾讯思享会冬季论坛上丁学良老师的发言，你要到周边国家听听人家的声音，怕中国怕得要死。我跟一些日本人聊天，日本人说我们曾经欺负了你们，你们会不会反过来欺负我们？特别是我们的电视一打开就到处是抗日神剧。把日本人弄的很恐慌怎么营造一个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和平的周边关系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
在这个情况下，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脑子更要清醒，虽然特朗普在许多方面的政策走向尚不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的国际政策在有些方面会有所收缩，国际上会出现权力真空，这个真空怎么填补？中国过早填补进去会出问题。第二，特朗普上来，象征“第三次民主浪潮”彻底画上句号了，美国不会像以前那样那民主来压中国了，而中国政府开始真正有选择了。我刚才说80年代成功就在于中国没选择，有选择有好处，而一旦有选择也往往就是犯错误的开始。
苏联垮台有好多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五六十年代苏联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占上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革命、人民要解放，这时候好多革命独立政权都向着社会主义走。这时候苏联到处输出革命，搞阿富汗战争等，给自己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美国在前苏联垮台之后的选择大大增加，结果美国是到处输出民主，并打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也加速了国家经济的衰弱，导致了保守势力在美国大规模回潮。现在中国开始有选择了，我们在军事上没有前苏联强大，更没有美国强大，所以中国犯不起美国和前苏联的错误。如果国际上在特朗普上台后出现权力真空，我们千万不要稀里糊涂地进去填缺，让美国人以为我们是在趁机欺负人。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保持清醒就显得特别重要。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中国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现实政治。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有学术和思想自由。“顶层设计”、“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大国崛起”、“普世价值”、“儒学复兴”、“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继续”、“中国模型”、“北京共识”等等提法作为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不同观点反复争论才能使国人走向成熟，并且争论各方所揭示不同的社会问题和反映的社会力量也可以成为国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础。但是在重大国策层面上，中国绝不能被任何一种“理论”忽悠。比如，笔者很赞同国内严肃左派学者的有些观点和分析，却强调中国必须长期防左。这是因为笔者深知如下政治学原理的重要性：一个政党更容易被与该政党原有意识形态倾向一致的政治正确话语所绑架。政治正确背后垃圾必多；当政治正确与个人利益能相结合时，背后隐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左派政党要防左，右派政党要防右，自由主义政党要防范自由主义，宗教政党要防范原教旨主义，有很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要防范民族主义。这就是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背后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的“防左”思想和“摸石子过河”思想是中国的财富。只有坚持这两点，中国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陷阱，在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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