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中国的事情怎么办,请不要拿“文革”说事
“文革”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50”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数,无论何人何事,逢此都必要有一番说道才行,因此今年的5?16就注定要成为一个大日子,不管愿意与否,注定难以避免。正因为这样,早在今年年初,有关文革的话题就被屡屡提起,争论得相当激烈。看来,有关“文革”的一些事非要说说不可,非说清楚不可。当然,对于其中什么是“非要说说”和“非要说清楚”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以为,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探讨辨析。一、“文革”为何让人们念念不忘
对于发生在五十年前的“文革”,今天多数的中国人并未亲身经历,但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是,大多数中国人却对此兴趣盎然,并且按照目前的情形,这一状况还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这就有点奇怪了,从一般的思想感情逻辑出发,对于一件事,怀念者忘不掉,痛恨者也忘不掉,这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是那些与“文革”没有多大关联的芸芸庶众,他们也对“文革”怀有极大的兴趣,而且现如今兴趣是越来越大,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文革”并非是一场权力斗争。一直以来都有人把“文革”贬斥为一场权力斗争,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是毛泽东为搞倒刘少奇及刘少奇的团队而发动了文革。甚至有人说,毛泽东通过“文革”不断打倒老干部,譬如朱元璋的手腕。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朱元璋大杀功臣,长孙朱允炆看不下去了,就此向朱元璋进谏。朱元璋让人把一根荆棘摆在地上,要朱允炆拿起来,朱允炆说,上面很多荆棘,无从下手,不好拿。朱元璋哈哈大笑说,朕的江山就譬如这根荆棘,而那些重臣宿将譬如荆棘上的刺儿,我把这些刺儿都给你掰下去,你不就拿起来了吗?意思就是毛泽东也想这样干,也是这样干。
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毛泽东发动文革所着眼的不是权力,而是基于深刻的理论逻辑与历史背景,这场浩大的运动最深刻地触动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强烈地颠覆人类所既有的政治模式,因而成为现代中国一场巨大的社会历史运动,极其深刻地冲击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社会关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所以,即便在“文革”的实际过程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到处都表现为权力的更替,以至于留下后来许多年都纠缠不清的个人恩怨,但从核心内涵上看,“文革”并不是权力斗争,或者至少并不简单地是一场权力斗争,任何权力斗争不会在时隔五十年后还会有如此魅力和如此吸引力。
这说明,文革并非是一场“内乱”。一直以来,有关文革“浩劫”、“内战”、“内乱”说甚嚣尘上,其中最轻量、最谨慎的描写也是“内乱”,似乎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多么“局势动荡、民不聊生”一般。但是现在,人们通过种种事实而了解到,“乱”同样只是“文革”的一个表面现象,而实际情况是,“文革”冲击下的中国在战略上仍然坚如磐石,就在“文革”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能够同苏联打一场短促而激烈的边境冲突,并丝毫不落下风,这就是珍宝岛战役;当“文革”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中国发起了西沙反击战,收复了西沙群岛,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当年的遗泽。“文革”中的中国发展进步的步伐仍然世所瞩目,比如著名的“两弹一星”。
就“文革”本身而言,这也是一场有组织、有目的、有系统纲领的行动,毛泽东主席牢牢把握局势,中国的政治方向与历史进程丝毫也没有脱离他的总体掌控,可谓收发自如、高下在心,真正地表现出驾驭战略局势的超人能力。
不是“内乱”,也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政治活动,这足以说明,从本质属性上看,文革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是一种理想的尝试,也是一场关乎中国历史方向的深度探索,它所要回答的,是中国还要不要革命,该怎样进行革命的大问题,它所达到的政治高度与历史深度,迄今为止无与伦比。
当然,如同人类历史上任何革命都必要有相应的社会代价一样,作为一场革命,“文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以至于其所积累的各种恩怨情仇至今也还是斩不断、理还乱,许多人因此陷在这个泥坑里而不能自拔,因此丢失了很多批评历史事件所应持有的理性。但是,越往后人们就将越会懂得,其对与错、功与过的评价是一回事,而其所体现的精神与原则,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大概就是其魅力经久不息的缘由之所在。
二、再“文革”,这是一个充满恶意的命题
毫无疑问,“再文革”是当今中国各种政治命题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一些人就是靠这一命题,才给自己的政治逻辑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同样,也正是靠着这一命题,一些人才给自己罩上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光环,站在道德与道义的高地上。他们把中国的“再文革”说得是如此得邪乎,以至于“文革”之后五十年的中国,已经多次滑落到“再文革”的边缘,有时距离一个小时,有时距离只有十几分钟,眨眼的功夫而已。
笔者以为,这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危言耸听。不要说今天中国拥护“文革”和赞成“文革”的人能否上台,退一步说,就算这样的人物有朝一日上台,他具备毛泽东那样毅然决然的政治魄力与一呼百应的政治魅力吗?中国还会有多少人扔掉工作不挣钱去搞政治运动呢?
实际上,极度危言耸听的“再文革”在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再次出现的可能。
一是当今中国已经没有“再文革”所需要的政治基础。一场浩大的历史运动,不具备强烈思想感召力不行,没有强有力的价值逻辑体系支撑不行,没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也不行的,没有魅力十足的领袖更不行,道德魅力、思想基础、领导力量、领袖人物,这些要素构成任何运动的政治基础,“文革”也不例外,要想在中国演绎“再文革”,必须上述因素皆备,而现实是这样基础根本不复存在。
二是当今中国也没有“再文革”所需要的阶级基础。当年“文革”在中国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政治条件,是在当时人民的主体性地位突出,主要社会资源都为劳动大众所掌握,而现如今的中国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比如,“文革”的一个重要对象是资本家与私有制,“文革”时期资本家在中国只有历史残余,私有当然还是大量的,但私有制作为经济形态已经不复存在,更多的是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所以人民群众完全有能力以摧枯拉朽之势斗争之。但现如今的情形是,资本家与富豪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拥有强大的资本权力,支撑起强大的社会地位,简单地说,当今中国一个资本家或者大富豪,经济与社会实力抵得上千百万普通民众,所以劳动大众事实上已经沦为社会的底层,基本上处于被支配、被雇佣、被剥削的境地,根本无力与资本权力相抗衡,笔者以为,以目前中国劳动大众的经济与政治实力,充其量也就是搞搞占领华尔街之类的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可能去发动冲击资本家阶层、动摇其社会基础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文革”后的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再发育的时期,但还远没有发育到这样的历史阶段。
三是当今中国也没有“再文革”所需要的社会基础。理想与信仰是任何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灵魂,当年的“文革”也不例外。理想与信仰的本质特征就是真诚,在高度真诚的信仰下,才可能激发自觉和铸造坚定,真诚是信仰的第一要义,至于对错倒无关紧要,人类历史上信仰很多时候并非以正确与否为标尺,正所谓“信则有、信则灵”是也。但现如今中国真诚的理想与信仰之光已经消失在遥远的天际,天下熙熙、纷纷攘攘,无非就是利来利往,沉沦在物欲的滚滚洪流中。以笔者的感受,如果中国历史仍存在周期性的话,那么现如今中国所处节点大致在西汉元成、或者明代成化、清代雍正之际,像这样的时代,故事会有一些,但却难以企望有什么重大的政治辉煌,更不会演绎成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所以,尽管“文革”波及深远,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有巨大的影响,也仍然有人对之念念不忘,但“再文革”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历史不会重演。当然,一定程度的“革命”在眼下的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即便发生,也必将是无序的和不可控的混乱。
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明白,但为什么还有人非要祭起“再文革”这件法宝呢?
这是一个充满恶意的政治设计。这样做首先可以将政治对立面污名化,给依然活跃的“左”派贴上罪恶的标签;其次是吓唬和逼迫执政者,使之继续右转而不敢左拐;最后,还是为在中国营造一种东方式的“颜色革命”做好铺垫。当然,名义一定是在保护改革开放成果的旗帜下进行。
三、毛泽东不等于“文革”,“文革”也不是毛泽东的政治符号
说到“文革”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借用“文革”时期的一句流行语,这场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对“文革”有怎样的评价,相应地对毛泽东就有怎样的评价,有的人就是把“文革”牢牢地毛泽东捆绑在一起,把“文革”的社会与历史代价全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人根本不承认“文革”有任何积极意义。
但是,笔者以为,在“文革”已经过去五十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也需要做一番历史的辩证。笔者在这里并没有把毛泽东与“文革”切割的意思,“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完全知道中国文化的这一伦理,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已经预见到,后人一定要把他所发动并领导的“文革”翻腾个底朝天,以他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眼光,目前所达到的程度不会超出他的预计,说不定还蛮瞧不上这些掘坟者的水平与能力。现在看来,情况的确如此,时至今日,毛泽东对中国在思想逻辑与情感价值上的影响仍然巨大,非但不见衰减,甚至还有再现高潮的架势。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并不等同与“文革”对中国的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任何公允的评价都是,不逊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君主。只要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君主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巨大、有多深远,就能知道毛泽东的影响将有多么深远和长久了。比如,人们都知道汉高祖、汉武帝,可是有几个人知道西汉的其它皇帝;东汉人们知道刘秀,刘秀之后的帝王又有人知道几个。大唐也是这样,除了唐高祖、唐太宗及唐玄宗以外,人们又了解熟知几个曾经当位帝王呢?明代也是这样。清代离现在最近,但能完整说出大清十朝君王故事者,几稀!中国历史上二百五十几个皇帝,大多不过沦为过眼烟云。五百年后的共和国史恐怕也不能例外。但毛泽东显然不是这样,未来的历史也许会对毛泽东所发动领导的“文革”付以轻轻之一笔,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将始终都浓墨重彩。
这还说明,毛泽东的政治角色与历史地位,“文革”成份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书写历史,其纪元可从1919年算起,也可以从1921年算起。从那时起直到1976年,期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中,毛泽东都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其地位与作用是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中铸就的,而“文革”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尾声。所以,就毛泽东的政治角色而言,“文革”充其量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言,“文革”成份也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文革无论“功”也好,“罪”也罢,都不会因此改写毛泽东,更不会因此将其颠覆。
四、揪“文革”寻找今天问题的答案,可以休矣
前几年,网络上流传这样一个段子:
科学家成功克隆了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50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并指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中国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马英九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并申请到文史馆当巡视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主席指示办。国内形势迅速扭转:达赖喇嘛躲进一个小寺庙专心念佛,宣称不再参与政治;24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1万亿;企业主动改制归公;几百万二奶主动控诉贪官罪行;上千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60%;
上述这个段子虽然是笑话,但它有力地证明,中国有很多人想从毛泽东那里寻找今日中国问题答案。
与这等情形类似,另一派中国人也有与此差不多的倾向,他们也想从“文革”那里找到今日中国问题的答案。但与上面那部分所不同,上面那一派是向毛泽东寻找解决的办法,而这一派则是把今日中国种种弊端与困境统统归咎于“文革”,在这些人看来,举凡中国今日严重的腐败问题,利益集团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理想迷失、道德失范、文化沦落等,统统都是“文革”造成的,一切罪过属“文革”,而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私有化毫不沾边。这些人因此大肆鼓噪说,只有彻底反思“文革”,在中国彻底铲除“文革”的土壤与根基,才能解决今日中国的上述种种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死死揪住“文革”不放,动辄就渲染中国“再文革”的危机,大有中国现在及未来的一切危险皆在于此一般。
中国有句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政治术语,叫“今者项庄拨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这是我们中国人惯于使用的一种政治伎俩。有关“文革”的争论也不例外。“左”、“右”两派都存在这一严重倾向,“左”派不过是借古讽今,批评当今中国在政治上日趋微弱的“人民性”,力图借此给自己这方面的思想逻辑体系开拓一点空间,争取一点回旋余地。而普世势力之所以揪住“文革”不放,不过是要狠抠执政党的历史伤疤,拿“再文革”来要挟中国,威吓中国赶紧向普世潮流靠拢。笔者以为,前者没多大意义,说到底就是发泄怨气而已,因为历史不可能退回去重来;后者更属无赖,把今天中国的问题赖到四十多年前的毛泽东身上,简直毫无脸皮,一点政治道德都没有了。
第一,今天中国在政治上的某些失败,算不到“文革”的头上。
当今中国在政治上也有明显失败之处,比如严重的腐败问题,突出的利益集团问题,危险的颜色革命问题等,这几个问题直接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可以说是要死要活。但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可以算到“文革”头上。“文革”斗私批修,“私”是“文革”的第一斗争对象;“文革”打倒了大量的老干部,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其中的很多人成了构筑利益集团的核心与中坚;至于颜色革命,用“文革”的术语就是变“修”,搞“文革”的目的就是“反修防修”。所以,中国右翼势力揪住“文革”,力图把今天中国的政治黑暗面归罪到“文革”头上,这种掘祖坟找宝贝的做法既徒劳又无耻。
第二,中国未来的出路也不是“再文革”
现如今中国的问题成堆,而且有越来越如一团乱麻的趋势,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与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远非“文革”时期的中国可以比拟,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与“文革”时期也大相径庭。毛泽东的本事与能力固然是当代中国人所难望项背的,但以为毛泽东复出振臂一挥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也是空想幻想,更不用说借用“文革”的办法来解决了。任何有政治理性的人都不会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再文革”而找到出路,至于回到过去,则更是死路一条,历史没有回头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轨迹历来都是如此。历史上恢复大宋和反清复明都曾很有号召力,但结果注定只是一个泡影。
总之,今天中国的事情究竟怎么办,从正反两个方面借鉴“文革”的经验固然可以,但不应该去和“文革”算账,无论是算今天中国的政治账,经济账,还是思想文化账,都完全算不到“文革”的头上。
争论过去其实是指向未来,说到底还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是要通过挖掘历史事件而为现实政治服务,揪住“文革”不放,不过是关于中国未来何处去的反映或者一种影像,核心是现如今中国需要什么思想和需要什么人的问题:中国现在是需要戈尔巴乔夫还是需要毛泽东?有人认为需要戈尔巴乔夫,这样中国才能发生一些人所期待的那种变化;有的人则呼唤毛泽东,认为只有毛泽东式的人物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事情怎么办,都不是过去了五十年的“文革”模式所能解决的,请不要再拿“文革”说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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