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刑拘“超载”公交司机，是警权滥用
近日，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刑事拘留了一名驾驶915路公交车、因严重超员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嫌疑人吴某，这是西安市第一位因严重超员被刑拘的公交车驾驶员。经过现场检查，该车核载39人，实载60人，超员21人。交警在将乘客转运后，依法将该车辆扣留。（10月28日《武汉晚报》）看到《武汉晚报》几个字，我得首先鄙视它一下。因为两年前该报曾刊发过笔者的一篇文章，我在微博上多次讨要稿费，该官微（@武汉晚报）却不理不睬，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真是奇葩。
该文也很奇葩，使用的标题叫《公交司机超载被拘的样本意义》，旗帜鲜明地对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刑事拘留所谓“超载”驾驶员的做法予以声援，意思似乎是敦促全国公安系统学习临潼公安的做法，对严重“超载”的公交车司机实施刑事拘留。
不过，如果这样的处理思路值得推广，我敢保证，自公交车诞生且有“超载”说以来，所有公交车辆都有超载情况，不分城市，不分线路，不分驾驶员。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处理公交车司机，我敢保证百分百都涉嫌危险驾驶罪，百分百要进看守所，中国城市公交立马全线瘫痪。
我理解临潼警方师出有名，他们依据的是《刑法》中危险驾驶罪所列“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定额乘员载客”这个规定，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其它仍未废止的规定就可以完全忽视了。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客运车辆超载的最高处罚是“超过额定乘员20%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无对超载客运车辆驾驶员实施刑罚的规定。
而西安警方一方面对“超载”普遍存在且并未发生后果的该公交车驾驶员实施“突然袭击”，实施刑事拘留，另一方面却对其他公交车驾驶员仍在“超载”行为视而不见，这种处理方式是极不合理的。当然，或许西安公交自此就绝不“超载”，以免让司机无故受累。
笔者还要提醒临潼警方的一点是，该被刑事拘留的司机是按照行业规范驾驶公交车的。因为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城市公交按每人0.125平方米核定载客数，也就是1平方米内不超过8人就不算超载。而事实上，公交车再挤，1平方米也很难挤下8人，因此再拥挤的公交车都算不上超载。也就是说，有关“超载”问题，实际上在法律法规层面也存在着“双重标准”。笔者理解《刑法》作为上位法，其权威性显然高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但话又说回来，执法机关面对这种“相互打架”的国家政策法规，首先该做的是提醒“顶层”修改现有不合理规定，而执行中更应该充分考虑这个现状。
就该司机而言，其行为无疑是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及西安市公交公司管理规范的。那么在全国，也包括陕西西安甚至临潼所有公交车均“超载”的情况之下，独独处罚这名司机，而且似乎是“顶格处理”，就显得相当“无厘头”了。这对于一名守法公交司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如果这样的刑拘有理，那么全国公交车驾驶员长期在警察眼皮子底下肆无忌惮地“超载”，而警方一直“放他们一码”，此前从未追究过他们的危险驾驶责任，是否应该承担行政不作为的责任？就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而言，对涉嫌危险驾驶行为长期视而不见，是否涉嫌渎职犯罪？
依笔者愚见，临潼警方历史性、开创性地处理“超载”的公交车驾驶员，如果不是公交公司与警方有啥纠纷，甚至执法警察与当事司机有私仇，那就真的难以解释了，无疑是警权滥用。当然，但愿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概无疑问，《武汉晚报》这篇文章所称颂的“样本意义”实属未经大脑思考的臆断。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私家车还不普遍也不允许过于普及，出行时间高度集中，市民很在乎车费开支的当今中国，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公交车“超载”问题？
一方面，通过大量增加公交车数量来疏缓公交运输压力显然不现实，因为这不仅将加大市区道路的承载压力，也会增加道路安全、排气污染等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对于公交企业来说，大量增加车辆、司乘人员后，增加的运营成本还得由乘客负担，虽然政府会有一定的补贴，但毕竟是有限的。此外，因乘客在时间段上的不平衡，不允许“超载”的公交运营模式下，高峰期一定是乘客“等下一辆”成为主流。这就如每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是严格执行客运列车核定人数，还是通过卖“站票”疏解旅客更为合理？我想根本就不用讨论。
窃以为，危险驾驶罪所称的“旅客运输”有必要区分长途客运与市内公共交通的区别。因为长途客运往往车速很快，超载会导致车辆惯性过大，发生火灾等意外情况时疏散逃生困难，还会降低乘坐的舒适度。但市内公共交通一般车速较慢，且乘坐时间较短，对舒适性要求不是很高，因此应区别对待。为消除法规“打架”的尴尬，当务之急是对危险驾驶罪重新定义，明确“超载”概念不包括市内公共交通。同时，用于城市公共交通的车辆，取消人数核定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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