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以下犯上者，虽冤必诛？
本帖最后由 牛博网 于 2016-10-27 00:26 编辑河北农民贾敬龙的死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最高法的死刑核准裁定书就好比一道催命符，索命无常已整装待发。
法学界和民间还在作最后的努力。继连日来多名法学家呼吁“刀下留人”之后，昨日微信朋友圈又在疯传一篇“救命帖”——《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的紧急申请》，署名者是贾敬龙的姐姐贾敬媛，起草者是斯伟江律师。
这篇“救命贴”并无太多新意，无非是之前多名法学家的意见综合——贾敬龙有明显的自首情节、被害的村支书有过错在先、强拆贾敬龙的婚房属于非法拆迁等等——证明贾敬龙罪不致死。但它的几何级传播，足以表明法学界和民间对于此案的共识。
“救命帖”救得了贾敬龙的命吗？我非常不乐观。
理论上说，贾敬龙还有一线生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一但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执行，并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但这一线生机，基本等同于空中楼阁。
从一审法院石家庄中院，到二审法院河北省高院，再到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那些执业多年的法官们不知道贾敬龙有法定从轻的情节吗？没能掌握贾敬龙自首的证据吗？不知道贾敬龙婚房被强行拆除涉嫌违法拆迁吗？这个案件拖了快两年，经过多番调查和庭辩，相信所有涉案细节断案法官们都一清二楚。
判贾敬龙死刑，是因为他必须死。他杀了一名村官，而起因是拆迁。
村官虽然是中国最小的官，但也是“官”（别拿村长不当干部），是政府的代言人。而拆迁并不是仅仅是拆掉几间房子，它是一种政府行为。
村民杀掉村官，草民对抗政府行为，这叫“以下犯上”。
这几年“以下犯上”的凶杀案，但凡闹出人命的，凶手基本都被毙了。2008年手刃六警的杨佳，作案后不到半年即被“斩立决”。2009年杀死城管的沈阳商贩夏俊峰，在经历漫长的诉讼程序后，于2013年9月25日被执行死刑。
唯一留得性命的北京小贩崔英杰，杀了一名城管判死缓，后改无期。而崔英杰大难不死的代价是，当初为他辩护的律师，现在因莫名其妙的罪名身陷囹圄。
这就是“以上犯下”的结局。而其中的道理，自从盘古到如今，中国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水浒传》第八回，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提起禅杖，抡起来打两个公人”，林冲连忙叫道：“师兄不可下手，我有话说……”几乎同样的情景发生在第二十八回，武松斗杀西门庆之后报官自首，被押解孟州，途中遇到做人肉包子的张青和孙二娘，那张青道：“不若就这里把两个公人做翻……”，被武松劝止。
“两个公人”可能连村官的级别都够不上，但他们同样代表政府。彼时的林冲和武松还心存幻想，觉得自己虽然犯了事，但毕竟没有对抗政府，若是杀了政府的人，就相当于和朝廷决裂，再没机会“重新做人”。直到林冲“风雪山神庙”，武松“大闹飞云浦”，杀了“公人”之后，这两位才彻底断了做“良民”的念想。
中国老百姓自古至今信奉“民不与官斗”，深知“与官斗”的下场就是一个字：死。反过来说，若是果真做出了“与官斗”的事，甚至做出了“杀官”之事，多半有天大的冤情。
贾敬龙杀了村官，所以他只有死。至于他婚房被强拆、未婚妻“改嫁”、人房两空的人生大不幸，以及他的自首情节，已经不在有司的裁量范围之内，或言是在“屏蔽”范围之内。他的枪杀村官之举，不仅仅是非法剥夺了一条性命，更为严重的是挑战了权力社会赖以维系的等级和秩序。
每一个村官、城管、警察，都是政权的神经末梢，尤其当他们在进行某种“执法”行为时，神圣不容侵犯，这是高于法律的铁的逻辑，是坚不可摧的“政治正确”。庞大而精密的国家机器运行有赖于村官、城管、警察们的每一次“执法”行动，设若被“执法”的草民可以杀掉“执法者”而不被课以最严厉的刑罚，对权力而言是非常危险的示范效应，它有可能让“公人”们普遍感到心寒，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而杀掉“以下犯上”者，则是一种“良性”激励，可以大面积收获忠诚。
试想一下，假如贾敬龙杀掉的不是村官，或者他的杀人行径无关强拆，只是因为邻里纠纷一时激愤杀掉了一个普通村民，法官未必会判他死——诚如社会学家于建嵘教授在谈到贾敬龙案时，援引最高法相关会议纪要所言：“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于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但贾敬龙杀村官并非邻里纠纷，而是在权力眼中性质要严重得多的“以下犯上”。包括于建嵘教授在内，所有呼吁“刀下留人”的专家教授们给出的理由都过于学究气——在法理研判上无比正确，甚至无懈可击，但不符合“政治正确”这个最高原则。贾敬龙案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可以探讨，政治问题不容商量。学者们未必不明白此中关节，但他们也只能“依法呼吁”了。
民间多拿白恩培贪腐2.4亿不判死与贾敬龙案类比，更是在法律上都未必成立。贪腐案和故意杀人案在司法领域不可同日而语，社会危害性、民愤大小也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尺。至于少杀、慎杀，这在当下只是一条可以灵活掌握的原则，少杀、慎杀不等于不杀，只要还有“杀”，如上所述，惩治贾敬龙的首选就是“杀无赦”。民间种种“情绪化”的表达，有司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我对贾敬龙的命运很悲观，学者们的吁请和沸腾的民意，极有可能是在浪费表情，除非有奇迹发生。
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奇迹。
史载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城里，曾经发生过一宗“孝女复仇案”。庞氏妻赵娥，其父被酒泉县恶霸李寿打死，但当地官府对此不闻不问。不久之后，赵娥的三个兄弟又同时死于一场瘟疫。赵娥因早已出嫁到了邻县，才侥幸逃过了这场灾劫。李寿听说赵家男丁死绝，高兴得大宴宾客，并称“从此可高枕无忧”。消息传来，那赵娥自是悲愤交加，为报父仇，日夜磨刀不止。
某月黑风高之夜，赵娥携刀潜回了酒泉。次日凌晨，李寿骑马出门，赵娥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挥刀狂斩。李寿惊吓之中摔下马背，气绝而亡。赵娥上前割下李寿的头，携至县衙投案自首，声言：“父仇不共戴天，为父报仇，是我的责任。犯罪当罚，也是我的责任。请将我的尸首在街市上示众，肃明国法。”酒泉县令查明原委，同情赵娥遭遇，且深服其志气，竟然不知所措，将案件交付县尉，弃官挂印而去。县尉不敢擅断，只好收押了赵娥，急急上报郡守，请上司定夺。
这桩奇案的结局出人意料。酒泉郡守和凉州刺史在紧急商议之后，联名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章，大意是：考虑到孔圣人曾教导我们说“百善孝为先”，而且圣朝一向有“以孝道治天下”的精神，所以，请求皇上法外施恩，赦免赵娥的死罪，云云。而汉灵帝在阅读了这份来自塞外边城的加急奏章之后，也不由得连连拍案称奇，他颁下一道圣旨，不仅免去赵娥的死罪，还对她为父复仇的行为大加褒奖，旌表其为“孝女”。
这个故事记录在《后汉书·烈女传》里，西晋政治家傅玄还作了一首《秦女休行》诗加以赞美。
用今天“政治正确”的眼光看，我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多半是史家著书时一种良好的愿望。即便它是真实的，“赵娥免死”的理由也十足荒谬——竟然是因为“孝道”。
“孝女复仇案”的根源，首先在于“恶霸杀人而能逍遥法外”，而这显然源自基层官吏的不作为，赵娥有冤无处诉，只好采取私力救济。朝廷不愿承认和追究基层官吏的失职行为，又不能拂逆民意杀了赵娥，只好搬出“圣人之道”，以一个相当古怪的“喜剧”结局收场。
赵娥因“孝”免死肯定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但至少说明，当时的人们，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普遍认为赵娥罪不致死。而当公权力缺位时，私力救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许。
而那位弃官出走的酒泉县令，尽管在面临“天理、人情、国法”的激烈冲突时选择了逃避，但他发自内心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儒家理想（不为民做主回家卖红薯）的坚持，却也显出一种侠义风范和善良品性，为今日法官群体所鲜见。
据媒体报道，贾敬龙婚房被强拆后，曾多次写举报信给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和区信访局，均无果。
他的冤屈和愤怒，总得要一个出口。他用一把改装过的射钉枪对准了强拆婚房的村支书，但这个动作在当下中国，将面临比“故意杀人”更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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