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伤
2016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已经出炉。今年前三季度的GDP都增长6.7%, 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完美巧合, 表明在世界经济普遍处于低迷状态下,在中国经济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之下, 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如此稳定的状态, 实属不易。最近与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交流，我第一次听到了“中国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而以“服务为主要推动力”的时期提前到来。这两句话，强烈回荡在我的脑海。另外，最近郑永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新政府前5年的主要精力是反腐，为后5年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最后就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市场和政府功能之争，在学界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
这些观察，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学者在目前经济新常态下，由于中国追赶美帝的速度放慢所出现的迷茫。
那么，迷茫什么呢？首先是人民的收入，似乎没有统计局所说的增长8.4%。在我的周围，老师们因为学校加紧税收管理，停发许多原来习以为常的补助等，导致收入迅速下降，而不是上升。当然，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这样，但是，学校和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没有增长，或者增长很少是事实。也许是结构性收入增长不均衡的缘故，使统计数据与许多人的感觉不一样。
另外一个迷茫，就是中国的进出口虽然出现负增长，但是，外贸顺差依然巨大。中国GDP增长率也比美国最少高3.5个百分点，而且CPI也比较低，而为什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路下跌，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下跌了近10%，同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也迅速萎缩。
要理解这些迷茫，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伤到底在哪里。
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第一个重要硬伤，是区域均衡增长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尽管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过得去，而且也出现可喜的趋同现象。但是，东北地区塌方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却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东北地区的民间和社会投资，出现了超过20%的负增长。如果说这样的投资增长率，GDP没有大幅度下滑的话，那么，统计数据肯定值得怀疑。
东北作为中国原来最重要的工业基地，30多年来的经济转型没有成功，大庆油田原来是东北的骄傲，而现在的油价很低，石油开采成本却越来越高。长春第一汽车公司，本来具有国家的垄断地位，现在的竞争力却大不相同。国有企业的惰性，私有经济缺乏活力，是东北三省全面塌陷的主要经济因素。在政治上，腐败非常严重，辽宁省人大的贿选问题，可以看出太多官员，不务经济建设的正业，而是挖空心思的搞腐败，不是想办法摆脱国有经济低效的魔咒，而是不断的给私有经济的发展设置障碍。
要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就必须想办法解决东北无人投资，经济长期塌陷的问题。然而，东北的问题，也许，就是西部和中部10年以后的问题。中、西部目前的高投资，高增长，都是建立在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的拉动上面的。
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国有企业。但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基础制造和农业，却离不开私有经济。今年，中、西部私有经济的投资增长率非常低，因此，可以预测，如果这样的趋势得不到扭转，过了5年10年以后，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可能重蹈东北地区的覆辙。
因此，在中、西部地区，政府在拉动国有经济投资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私有经济的长期发展，为私有经济减少投资和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在税收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大力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激发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乏力的第二大硬伤，就是土地政策和高房价。
高房价，将使东部沿海地区失去昔日的竞争优势。中国人均收入是欧美日的五分之一不到，可是，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却远远高于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国际公认为最贵的世界性城市。就算武汉、郑州、厦门、南京等二线城市，房价也已经超过了一平方米1万元的水平。
城市的高房价由许多因素造成。最主要是政府的土地政策。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以获取最大化的土地利润为目的，严重背离了政府的基本社会属性功能。
英国在二战以后，大规模建造公租房，解决所有人的居住问题。英国没有户籍政策，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是在一个城市里工作，都可以得到政府的廉租房。伦敦以外的二线城市，大片、大片的政府公屋，尽管质量没有商品房好，但是住在里面的人，都有尊严。
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更没有考虑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因此，所谓的刚性需求，实际上就是城市居民中高收入人群的刚性需求。绝大多数低收入和外来人口的刚性需求，被政府畸形的土地牟利政策排除在外。
政府可以说，因为资源有限，不可能容纳那么多农民工。短期来说，这是政府最好，最有说服力的借口，而长期来说，忽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表面上损失的是农民工的利益，而实际上，却是中国目前许多城市面对增长乏力的根源所长。
你想想，近两亿农民工，还有他们的家属，加起来可能是三亿、四亿人口，他们长期无法融入城市，使城市缺乏一个庞大的消费队伍，也就是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缺乏这支庞大队伍的长期支持。
这支队伍，在城市无法落地，老了以后回到了农村，那里的农业生产也无法规模化。其最终结果就是，城市化不完整，而农村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也无法实现。
人口老化，使农民工越来越少，城市年轻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而半吊子的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将导致中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缺乏严重的发展后劲。
城市的房价为什么高？也就在于城市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人为造成短缺创造条件，加上房产税的政策长期无法落地，以及既得利益阶层，力挺已经飞起来的房价。
而高房价，却是资本大量外流的致命伤。2015年，中国有350万的富裕阶层，选择离开自己得以发财的国家。以前俄国土豪这样干，印度土豪也这样干，现在，轮到中国的土豪，也这样干了。这是俄国、印度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
这些人，有的是私人企业家。他们赚了一大桶金以后，开始想离开这片让他们发财的土地。一部分移民是政府官员、学者，或者是“官二代”，“学二代”，这部分人是国家的精英。还有一部分一线城市的普通居民，这些居民有一定的文化，或者后代有一定的文化，只是因为他们赶上时机，在一线城市买了一些便宜的房子，而这些房子在畸形泡沫的推动下，本来破破烂烂的两居室，居然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可以买一个大别墅，还剩下几百万元零花钱，足以在国外过上体面的生活。
大量的富裕阶层移民，不一定是人才的损失，但一定是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他们把国内破烂的房子，换成数千万人民币，逃到了国外，把钱也都带出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一年6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国家外汇储备还下降6千亿美元的原因，也就是人民币贬值的原因。要知道，人民币贬值，等于是对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信心的无形打击。
为了阻止资金的大量外逃，一方面，国家应该有节制的控制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另方面，应该在顶层设计上，控制好房价的不断上涨，同时，对拥有多套房子的主人，要加强阶梯式的税收制度，对官员的房地产，必须有透明的机制，对拥有多套房子的富裕阶层，要密切注意他们出卖房子，带着巨款移民的问题。
最后，政府应该放弃土地拍卖制度，从住房的社会属性出发，从解决老百姓，尤其是底层
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出发，加快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大力推动城镇化建设，在有限的时间里，彻底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彻底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确保人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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