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濡山：中国经济深陷困局的核心病症是？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这样一个明显特征：一方面中央紧锣密鼓发布诸多强化经济改革的政策举措，央行货币发行的规模在不断加大，财政投资的力度也在逐渐加码；另一方面，整个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科技创新的步伐明显放缓，产业领域及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埋怨：钱越来越难赚了，事越来越难做了；地方各级党政公务人员的心态和情绪，也变得缺乏信心。钱到底去哪儿了？经济困局到底困在何处？问题的根本症结到底在哪里？
可以说，自2013年开始，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已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并而难以自拔，其核心病症是经济结构的极度扭曲和诸多利益矛盾的纵横交织。其背后有九个喜忧参和的特征：
一是几乎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都处于过剩状态，并处于畸形循环：自然资源（土地、矿产、水等）过度开采，而资源价格持续低迷、自然环境极度恶化；各个领域都形成了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种生产要素逐渐僵化、劳动力热情消退。
二是绝大多数传统的民营实体经济，要么勉强维持生存，要么已经奄奄一息或被淘汰出局。这些企业业主传统的经验、知识结构及运营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市场需求。通俗地讲，他们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不知如何转型。
三是整个国有经济体全面陷入“亏损加剧、有效资产缩水”状态。个别国企财团，如果没有国家资本及政策的保驾护航，顷刻之间就会坍塌；有些国企财团靠不务正业的“地产开发”和吃老本吃租金勉强维持发展。
四是极少数创新型科技企业及神秘的新锐财团，加速市场投资布局，不断开疆拓土、提高面向未来的市场控制力。但这类企业带来的受益范围较狭窄、产生的“公共效应”辐射面小。然而，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全球化产业形态，值得高度关注。
五是各级财政的刚性支出坚挺，而财政收入增长日趋乏力、后劲不足，由此引发的地方财政危情不断加剧，特别是内陆地区省级以下的市县财政收支矛盾日趋尖锐。需要警惕的是，地方债务平台一旦恶化，必然殃及池鱼。
六是在整个市场经济大环境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冲突逐渐加剧，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前些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的矛盾开始恶化，例如土地产权、房屋产权等方面的历史积留问题（如：广东的乌坎事件等），一旦再次浮出水面就会恶化。
七是一些财团大量的过剩资本因缺乏投资机会和出路，不得不趴在银行，或者巧立名目玩投机游戏。少数财团靠玩资产重组游戏，忽悠广大投资者，还有一些财团大量的闲置资本缺乏投资出路，又担心爆发金融危机导致资产缩水，急于突破政策禁区，巧立名目变相圈占土地。
八是在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双双疲软”的背景下，大量的货币泡沫流入地产市场，吹大了地产泡沫，这是近两年地产价格猛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九是“各级政府主导投资”的资源配置模式，不断弱化市场机能，导致经济结构更加扭曲，投资败笔越来越多。
从根本上讲，上述现象都归因于国民经济结构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严重错位和扭曲，而经济结构扭曲的背后，则是国家治理体制的僵化和失效，更确切地说是国家治理的体制构架和政府的经济管控机制严重滞后。这种局面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富兰克林·罗斯福登台后，美国面临的经济困局很相似：几乎每种产品都生产和供应过剩，而垄断问题却令人头疼。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这种严重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的通病，美国各大城市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供应与中国城乡消费品市场的堆积如山产品，脉象相同。
在上述大的经济危情背景下，就业危情、财政危情会逐渐悄然而至，搞不好这两个问题在未来几年，会引发连锁效应。
这种经济困局，有目共睹。如何破局，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胆识和勇气：那便是到底敢不敢真心拿破旧不堪的“体制”开刀。
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严肃面对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高调谈论“体制”改革问题，但为什么一直“只说不做”，或者说很难有实质性推进？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存在的要害问题和矛盾，哪一个跟僵化的体制没有关系呢？现在看来，体制改革难有突破，主要有两大障碍：一是三十多年不彻底的改革开放，导致大量的“夹生饭”，像固化垃圾一样，充斥在大街小巷；二是包括一些把握着改革操刀权“改革者”在内的逐渐坐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横在改革大道中央，令真心改革者“望而生畏”。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需要消耗极大的能量，还要具有非凡的胆识、魄力和策略；如果这两个问题不从根本上予以破解，那么中国改革的前景及后果不堪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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