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用红头文件号召生二胎？背后没那么简单
宜昌火了。先是几天前，9月18日，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
网上马上出现吐槽：当初说一个孩子好，现在又说一个孩子有风险，怎么说都有理是吧？
不知何故，宜昌卫计委官网上的公开信9月22日上午突然撤下了。一挂一撤之间，折射出三四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也反映出政府、社会对生育问题的复杂心态。
其实，30多年前，在提倡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红头文件和公开信的号召对象，也都是首先面向党员和团员，这是政策推行的策略问题。时代不一样，面对的问题也不同。彼时是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现在则要解决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的问题。
因此，除去对方式的戏谑和嘲讽，这封公开信背后倒是有深刻的人口和经济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与探讨。
1980年小城尴尬多
宜昌公开信，背后有心酸。生还是不生，看似是各个家庭的选择，背后却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政府鼓励也好，限制也罢，其实都受制于此。而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尤其如此。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难，比如劳动力供给短缺，北上广深作为人口流入地，对此感受并不深。而其他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就有招工比招商难的切肤之痛。
人口往外流，当地人又不愿意多生。宜昌公开信中就写道：“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人口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全市呈现超低生育水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不足1人。”
事实上，2015年8月，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成的课题组，就对宜昌的生育现状做过一次调研。结果显示，宜昌育龄妇女人均有 0.72 个孩子，其中城市育龄妇女人均有 0.69 个孩子，农村育龄妇女人均有 0.74 个孩子；2014年，宜昌总和生育率为 0.79 ，按学术界标准属于超低生育水平。数据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4 年宜昌市生育水平总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同时，该地生育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已连续 20 年处于 1.0 左右。
低生育率的结果是，能挣钱的人越来越少，随着老龄化的深入，花钱的人越来越多，摊上这种事儿的城市当然着急。
一线大城市，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的流入地，即便经济大环境不好，就业、投资、创新都有足够的支撑，也能过好自家的小日子。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经济趋缓的背景下，让马太效应显现得淋淋尽致。今年中国经济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随便拿出一个任务，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都够喝一壶的了。
说到底，没有人，发展是万万做不到的。更要命的是，遭遇到低生育率的宜昌，并不孤单，因为，全国都是如此。
前述调查组之所以选择宜昌作为样本，就是因为其具有典型意义。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宜昌既包括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县域，也包含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的县域；宜昌所辖各县市地形结构丰富，既有可以生育二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又有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县市——换句话说，对宜昌市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分析，对全国的政策分析都具有参考价值。
一家俩娃好
虽说在全面两孩政策和“猴年生娃好”观念的双重作用下，今年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产床紧张、建档困难的情况，但若放长远看，伴随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生育率、生育意愿齐齐下行，才是大势所趋。
按照人口学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总和生育率在2.1的替代水平下，就意味着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人平均的生育子女数。2.1意味着，只有一家两个娃，整个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才能保持平衡，人口结构才可以保持稳定，就不会走入老龄化社会了。
数据显示，现在国人的生育意愿不是一般的低。历史上，解放后到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通常处在5—6的水平上。现在呢？有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算出，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事实上已经多年低于1.5了。
根据联合国统计的数据，2005—2010年间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6，剔除最不发达国家后，发展中国家为2.5，发达国家为1.6，中国是1.4。
所以，低生育率的帽子，中国无可争议地戴上了。
黑锅谁来背
有人说了，低生育率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事实上，低生育率的锅，不能单让计划生育政策来背，尤其不能主要由它来背。为什么呢？
1957年，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提出经济社会发展是出生率提高、死亡率降低的因素。
马老的观点，放在今天也不算过时。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是中国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三大推手。但这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对生育率下降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方面，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边际效果渐趋下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影响日益增强。——道理很简单，人们要么忙着挣钱，要么忙着上学，读完硕士还要读博士，生孩子的事自然就往后推了。同样，生孩子，可能还要面临抚育成本、买房就业、医疗教育等各种压力，也可能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反过来，贫穷就是最好的接生婆了。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里有句台词说得好：“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
有学者在江苏进行了数年的人口调查，结果发现，在假设不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概是1.7个，也就是说还是显著低于2.1的替代水平。这意味着，即使将来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回归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少壮不努力
生育问题，背后连着经济问题。生育水平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反过来，就是不少三四线城市今天遇到的情况：光出人，不进人。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经快吃干榨净了，怎么延续？
第一，充分挖掘现有劳动力的供给潜力，比如清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三四线城市的劳动力不是往大城市流动吗？那么，给三四线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开了排水管，再不开进水管，池子很快就干了。就算进水速度慢于排水速度，也能争取时间——做好第二条。
第二，当前这一代年轻人，得成为拥有更充足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不仅能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要求，而且能够在未来具备延长工作时间的能力。
延迟退休是未来的必然选择，用陈独秀的话说是：“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但绝不能在当前临近退休的人口身上做文章，因为中国的老人，不像欧美发达国家的老人，具备较长的受教育年限和较高的人力资本，而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脆弱地位，容易产生“沮丧的工人效应”。
第三，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都需要提升。如果人们“生不起”，或者生了之后“养不起”，生育率走低的趋势依然不会改变。以宜昌为例，调查组设计了不同的“激励政策”，结果显示，与孩子教育有关的政策最容易得到人们响应。因此，调研报告分析称，“如果公共服务不先行、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二胎，生下来就是给社会添堵、然后在社会受苦，成为家庭放弃二孩的重要原因”。
因此，未来的政策方向，应当建立二孩抚育公共成本分担机制，提高相应的财政支持，稳定承接开放性人口政策带来的公共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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