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产业政策是一支麻醉针
最近关于产业政策的问题，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争论得异常热烈，并且两者已逐步进入建设性、深层次的探讨阶段。林张之争事实上讨论的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即政府到底是要主导经济发展还是转型向中国经济的短板比如市场基础构架的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中国已经坐稳世界第二的位置，这与中国跟大多数东亚赶超型经济体所采取的政府主导型战略分不开。当一个经济体在其发展初期，采取政府制定和导航产业政策、经济发展重点和方向，集中有限的优势资源，有计划有步骤的重点突破，事实上能够节省资源，抓住机遇的战略。
但是这种战略的缺点是路径依赖，因为先进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就在那明摆着，而当前产业的优势和短板也是非常清楚的，发达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也都是有迹可循的。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学习和研究发达产业变革发展历史，并将其借鉴过来。当然这其中也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只是其中的创新大多属于集成创新和改装改组等等，较难产生原创性的重大技术突破。
事实上，当西方技术和运用都已经开始在商业上成熟之后，模仿可以使政府降低成本。而以资本实力为主的民间投资也同样可以“拿来主义”，比如最近几年，中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比如之前新浪、搜狐等四大门户网站的崛起，目前正在垄断市场的如阿里巴巴的电商、百度的搜索引擎和腾讯的即时通讯工具的创新等基本都是从发达国家学习过来的。他们在结合中国市场实际方面做得更加完美，比如阿里巴巴在金融支付领域的创新、腾讯在移动互联及时通讯领域的突破等等。可以看出，在产业技术的模仿方面，民间资本不见得输于政府。
产业政策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比如日本的经团联、经济同友会（企业家团体组织）、工商会所（中小企业联合会）等类似于行业协会的第三方力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政府和企业良性沟通互动的桥梁，这对于日本当年产业政策的贯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政府在经济上过于强势的问题。
而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第三方力量仍然先天不足，许多行业协会名不副实，大多数仍是政府的附庸，难以起到企业和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桥梁作用；而政府在市场上过于强势，缺乏对政府的市场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因而政府的负面作用会无限放大。
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过于集中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比如土地彻底由政府掌控，资金大多也由政府掌握。土地资源的垄断事实上已经成为房价泡沫的渊薮，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大城市，土地的出让由政府掌控，政府也被可能明白市场对土地的总体需求到底多少，而土地出让收入又是地方财政的主要部分，政府先从农民那里低价征地，然后再高价在二级市场拍卖给开发商的土地供给模式，事实上在极为特殊的房地产市场上造成了土地需求由政府供给决定。由于土地的供给方只有政府一家，没有第二家能与政府竞争，这就导致土地的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对称，在房地产价格预期一致看涨时，开发商哄抢土地，形成一个个地王，大量金融资源投入房地产，房地产泡沫逐渐堆积，最终对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制造成危害。
事实上，追赶型经济体在其发展初期采用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方式在某些领域进行赶超的方法，尽管这种做法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某些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打下一定的技术设施基础，但是其代价相当大。如中国当前对产业政策的路径依赖，政府过于干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和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其自身惯性很难消除。即便如此，在中国当前市场情况下，如果还要依靠政府主导的话，转型升级就是奢谈。比如2009年之后，政府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导致了严重过剩的产能就雄辩地证明，政府产业政策在目前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中国经济发挥自身潜力，投资外贸主导向消费主导升级，科技创新千变万化，商机稍纵即逝，很难预料到下一个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产业是什么，政府的产业政策不仅仅多余，而且可能拖累中国经济能够及时寻找到下一个增长点，错失千载难逢的转型升级机会。
转型升级本来就应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市场主体自动寻找信息和商机，把资源自动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并由市场在竞争中对低效的项目进行淘汰。只有市场进一步发育完善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基础才能重新确立，也才能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政府此时的确应该转移到市场基础框架的建立、公平公正原则的贯彻、法治的完善等方面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短板，也已经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是政府今后真正要做的。
如果政府不切实转型，照旧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那么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则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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