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从左到右看雷洋悲剧后的法治天平
最近网络上最热的事件就是人大硕士雷洋死了，死在警察手上，这件事对所有相关人都是没有得利者的，所以我不说这是一个案件，而说这是一个悲剧。在悲剧发生以后，各种信息不断完善，各种声音和观点不断涌现，真相可能永远是迷了，客观真相没有但法律真相还是有的，从左到右不同的立场下是可以不同的。而我要说的是我们更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让制度更完善，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更有保障，我们的明天怎样更好的问题。做法律的人都知道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证据、法律规定和人的认知，可以得出的法律事实也是不一样，法律事实是有立场的，我们就从左到右看看这些法律事实的差别有多么大。这个差别巨大，左右对立社会分裂，才是比这个悲剧更大的问题。
按照最左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警察说的都是有理的，是多个警察协同办案，他们是互相证明印证的，也有国家权威部门的说明，更可以看到雷洋是袭警的，西方对袭警就是击毙的。而警察是否有他嫖娼的证据，这个很难说，警察盘问的时候是否有？你凭什么认为没有？警察接到报警，为了不惊动当地可能有的保护伞，让外片儿的警察来侦察。警察就位后就在足浴店潜伏下来侦察，有人进入店内听到雷洋与卖淫女的交谈，有人在外上去搭讪套雷洋的行为。警察完全可以上前搭讪问他里面玩的什么样？小姐服务如何？如果他以为便衣警察也是一个嫖客，与之聊起自己刚刚的嫖娼，怎么能够说警察没有证据？这不就是抓了现行嘛！而微信等记录被删除，完全是雷洋个人行为，微信当中可能有他去约嫖的信息，他销毁了证据，更进一步是失足女也证实了雷洋嫖娼。而警察着便衣当时是在侦察犯罪这与在公开执法的时候是不同的，侦察犯罪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方便录音录像，我们要求录音录像是在警察执法，不是警察所有侦察过程，更进一步的是为何这个案件热，是否带有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公安公信力的做法呢？如果要客观的写，应当是国资委官员，他早已经人大毕业，如果写国资委官员嫖娼袭警被制服后发病，社会的反响就不同了，为何对雷洋的身份不说实话？
我们再按最右的说法，警察着便衣，到非警察辖区的位置执法，警察为何那么肯定雷洋就是嫖娼了？这里是钓鱼执法，雷洋约嫖的信息应当在手机微信上，被警察销毁。而警察便衣执法雷洋之所以反抗，还当众说他们是骗子喊救命，说明警察根本不在执法而是在敲诈，警察与足浴店共谋的一个敲诈行为，凭什么说他们身份是警察就是好人呢？而警察接到报警与雷洋出门的时间也不符。雷洋完全是被警察仙人跳了，而且警察知道他的身份之后，害怕罪行暴露，雷洋之死甚至有故意之嫌疑。有人说我这个太右了，其实在网络上更有阴谋论的说法，说这一次是策划好的被嫖娼，雷洋参与江苏毒地调查，来的便衣是有另外的背景，五名便衣三辆车对付一个小足浴店？我们出警这规格也太高了，所以雷洋才拼死反抗，所以离奇的事情真不少。
右派的人大谈雷洋，现在已经变得嫖娼不重要，为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要限制公权力，而左派的人则认为公权力没有什么不好，现在国家公权力不足。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恐怖分子，是不是要有特别的措施？你别说抓嫖不是反恐，但如果像雷洋这样抵抗，为何不能怀疑他有其他重案在身？或者就是恐怖分子？右派为何不谈美国警察管理交通也是拔枪的，你交通违规也会枪指着你的头部，如果你如雷洋那样的反抗警察，肯定会被一枪打死。所以在这里左右也是分裂的，警察的度在哪里?背后还是一个证据和举证责任的问题，当时已经反抗被控制了瘫软了，后面跳车这一段是否有，就呵呵了，雷洋犯病是否得到及时抢救以及与警察行为的关系，尸检也不能解决一切。极左和极右都是不成的。
这最左和最右的说法，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到底真相是什么，死者不能复生，可能永远是迷了，但我们的法治，是必须要有一个法律事实的，西方的司法认定法律事实也是一样的，而真相可能就是在最左和最右之间，怎样认定依据的是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也就是是否有罪推定，是否疑罪从无，证据规则如何，如何看待心证，等等。其实对十几年前的湖北教授嫖娼之死，有关方面说是铁案了，其实也是有疑点的，虽然说失足女体内有与教授血型相同的体液，但这也不是DNA证据，更进一步讲谁敢不戴套在陌生的地方嫖娼不怕得病？教授回家乡为什么不是找了相好被店内老板娘不满而诬告呢？如果吹毛求疵，想要证据完备几乎不可能。而依靠道德标杆，搞道德审判，认为教授、硕士就是人品高人一等，就不可能嫖娼，是不是也有问题？现在一切都在等尸检报告，但从现在心证或者阴谋论的立场分裂看，不论出现什么样的尸检报告，大家的认识一样很难统一，包括对尸检是否公平公正，都会有人不相信的，这分裂和不相信，才是比雷洋悲剧对我们这个社会更可怕的事情。
我们的司法到现在，把无罪推定捧上了天，而证据法则三十年来难产，证据法是最核心的部分，到现在连一个讨论稿也没有，最高法院有一些简单的证据规则，在本案的适用上，很多事情是难以服众的。我们可以看到最左的认定，是完全依靠国家公信力无限和无罪推定规则来看警察的，警察无罪推定了，其实就是对雷洋的有罪推定，不过你现在是在追究警察的责任而不是雷洋的责任，所以就应当按照无罪推定对待警察，凭什么有罪推定警察。而心证是否该被承认？很多人把从社会常识和逻辑关系出发的心证，都当成了阴谋论，但现在对雷洋悲剧，你该阴谋论政府吗？
而最右的分析，则是在雷洋无罪的假设下，有罪推定警察，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何你对警察不平等？你可以说警察的证词是有他们的利益立场，但我们想一下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对恐怖分子，警察依法将其击毙，但当时只有几个警察，你能够说警察有问题吗？在这里大家被先入为主的灌输了警察很多是坏人，而人大的硕士是道德楷模，如果把他的身份写成官员，问题可能又不同。对这样的事情难以一刀切，西方的做法就是心证，交给社会上选出来的陪审团来判断，而我们是实证体系，是严格证据，则无罪推定变成了侵害者无责推定，对受害者是非常不公的！当初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证据规则，背后是以这个规则限制有罪推定的，你现在无罪推定了，还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据规则，则是对权力者和豪强的放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源，就是这部分人及其子女不受司法限制的嚣张上。
因此我们的法治，怎样定规则才是关键，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决定了这个案件的定性，可以最左也可能最右，但我们如果规则没有制定好，在不同的时候采取不同的规则，对一些人最左，对另外一些人最右，则法治就没有了公平，司法的天平就无法平衡，所以这个案件，又一次说明我们单单搞无罪推定是不够的，证据法才是关键。更进一步的是，很多外来的法治概念，与我们中国的本土观念是很有差别的，我们的公众无法无罪推定的对待雷洋悲剧当中的警察时，你搞无罪推定只会带来社会的对立，在中国人的心中，还是有罪推定再严格限制证据规则，再严格规范使用者的责任，可能更贴近国情。西方人能够相信法庭的心证，不是陪审团的选票而是投票前对上帝按着圣经的发誓，这个内心确信是得到了上帝的指引，最后还是走到了信仰和宗教的层面。
雷洋这出悲剧，折射出我们法治很多的问题，在悲剧过后，我们需要的是对制度更深入的思考，案件的真相可能永远是迷了，但法律事实的认定是否能够被社会一致认可，此案折射出来的就是在大家内心层面，对案件的认知的差别太大了，与按照无罪推定和现行证据规则确定的法律事实差别太大了，虽然我们的司法不承认心证，但我们不能不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心证一次，这一心证下来，左右是完全对立的。这样尖锐的对立，我们的社会再左右分裂加剧，对国家的稳定就是重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悲剧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是不得不思考长期制度性应对方案的。司法是一个天平，要平衡各种社会关系，而现在这个天平能够平衡吗？社会左右如此分裂的情况下，如何调整是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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