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一镇长司机凭啥能贪249万？
北京市通州区某街道办事处工勤人员马某，在被借调至通州区某镇政府任镇长司机后，利用负责采购等职务便利，侵吞公款249万余元。（北京晨报）法院公布的具体细节为：2013年7月至9月间，马某以支付货款为名，从镇政府下属单位领出代为结款的7张支票，兑换58万元后予以侵吞。2015年1月至3月间，马某从北京某生态种植有限公司代镇政府支付货款的6张支票中，通过他人兑换190万元后予以侵吞。此外，马某还于2012年6月至2013年11月间，为其妻名下的轿车办理ETC速通卡并充值，将安装费、充值费共计10400元在单位报销。去年5月12日，马某主动向通州区检察院投案，其家属代为退赃215万元。
一个镇长连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但一个镇长的司机却能贪污249万。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就是，他又是如何坐大成巨贪的？
县处级、乡科级干部，甚至村长，在许多人眼里是个小官，但个别小官家财少则千万，多达数亿元“小官大贪”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诸如，原山西蒲县煤炭局党总支书记郝鹏俊财产近3亿元、有38处房产；江西省鄱阳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却在数年间被该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等人套取转移9000多万元财政资金；被批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土地奶奶”罗亚平敛财过亿......官一个比一个小，贪污数额却一个比一个惊人，不断夺人眼球，挑战着人们对于腐败的想象力。
在诱人的金钱面前，在权力在手之时，别小看小科员、小出纳员、小信贷员、村委会主任等“芝麻官”，他们手中权力的“含金量”不小，干起坏事来也“得心应手”。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小官员如此胆大妄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位小权高难监督”。分析近些年的“小官大贪”案件，不难发现，越是“天高皇帝远”的地县级城市，其基层“一把手”的腐败案发率越高。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
别看官小，他们却手握“实权”，往往会经手大量的项目资金，掌握单位或部门全部事务或某类事务的决定权。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征地拆迁、重点项目建设就成了他们窥视的方向。一些地方工程项目不断上马，但相关招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等未能发挥作用，导致一些基层干部自己发包、自己监管、自己验收，各种权力集于一身，虽然只有“一亩三分地”，却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么，这些官员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按说现在官员待遇已经足够好了。贪官的两个出口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情妇，二是子女。说一千道一万，贪官贪那么多钱，无非是为了女人、为了孩子。被称为“五毒书记”的张二江曾与107个女人有染，在交往过程中需要投入多少钱，可想而知。而送子女到国外留学，给他们买房买车，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这就揭示了权力与腐败的深刻道理。官员为什么腐败？甚至会“前腐后继”？我们可能过于看重贪官落网后痛哭流涕地向纪检部门、检察机关作的“深刻检讨”或面对媒体时追悔莫及的“反省忏悔”，以为这些人腐败确实是因为“放松了学习和世界观改造”、“权力缺少监督”造成的。
然而，细想想，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的，权力监督这些年已经足够重视了，监督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增设了很多，机构也纷纷升格，一系列的监督制度陆续出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规定得这么多这么細，连公费招待“四菜一汤”都有明确的规定。而反腐倡廉教育更是年年讲、月月讲，甚至日日讲。但是，为什么腐败还这样严重呢？这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记得古人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看看如今的“小官员大腐败案”，真可谓是“官不在大，能贪就行”。因为事实早已表明，腐败的发生与权力滥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没有什么“大小多少”之分，与“级别高低”也不直接挂钩。只要权力有“缝”可钻，监督流于形式，小权力失去了监管，就容易滋生腐败。
纵观当下各类职务犯罪者的特点，有权不用枉做官的心态时时作祟。不捞白不捞的贪腐观念成就了贪腐者的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所说：“‘小官’的职位虽低，但配置资源的数量并不少，参与决策和执行的机会也不少。目前，基层腐败制度设计还不到位，群众问责机制没有形成，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这些都增加了‘小官’把权力用到极致的可能性。”从政治学角度上讲，腐败与权力滥用只和权力大小以及权力是否受到监督与制约有关，与官员本身级别大小并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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