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杰：“认罪从宽”打造中国版的认罪协商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29日开始审议有关决定草案，拟授权在北京等18座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根据两高提交的试点方案，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符合重大立功表现等情形的，经公安部或最高检批准，侦查机关可以撤销案件，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多项提起公诉。（8月30日《人民日报》）“认罪认罚从宽”进入试点，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版的认罪协商制度正在逐步形成，这在笔者看来，是我国司法的巨大进步。
“认罪从宽”是依法治国的必然措施。长时间以来，人们法律意识并不强，很多地方对刑事案件也存在着私了的民间习俗。随着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快，陌生人社会的形成，遇到刑事案件，进入法治渠道解决也就成了必然。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今年3月1日实施，这预示着家暴正式入刑。体量越来越大的刑事案件，也就决定了认罪从宽成为一种必然。
正如徐显明委员说，要打击犯罪，国家又没有那么多司法资源。如果嫌犯自动认罪的话，就会节省国家的侦查资源，法庭就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一节省侦查成本，二节省法庭司法成本。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价值冲突的背景下，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折衷的制度。
实际上，认罪协商制度，在欧美法律体系中十分常见。比如，前段时间，美国球星德雷蒙德-格林打了一名大学橄榄球运动员。如果定罪的话，格林将面临超过90天的监禁。格林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他同意支付500美元的罚款，支付60美元的监狱补偿，并做到一年内不惹麻烦——做到以上几点，格林的指控将变为民事违法行为，也就不用接受监禁的处罚。尽管我国没有明确的认罪协商制度，但却早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司法实践，比如交通肇事罪，如果被告人能充分或很快赔偿受害人，当事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法院就会以“法定的”理由判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可以说，认罪协商制度的出台是一种司法实践中的必然。
2013年，8%的联邦刑事指控被撤销，剩余指控中超过97%是通过控辩交易解决的，真正上庭受审的不到3%。控辩交易基本上决定了最终宣判的罪名。控辩交易为司法系统提供了一条出路：被告通过承认犯下较轻罪行，换取控诉方撤销更严重的指控罪名。认罪协商制度的实践节省了大量的司法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其他案件的审判效率。
犯罪率的高低以及罪犯的认罪改造并不取决于严峻的刑法，但在实践中，也必须避免“花钱买刑”以及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善相应的制度，确保每个案件都处在控辩等多方的角力之下，保证每个案件都处在公众的监督之下，是十分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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