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启蒙的本质是让人认识到欺骗术的存在
苏小草：启蒙的本质是让人认识到欺骗术的存在1、‘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道德经》）解读这一章需要注意：这里论述的是相对存在的概念构造的伦理契约（常德）关系，雄和雌、白和黑、荣和辱等均是相对存在的概念（责、权、利相符的概念）。离者，分离也；忒者，差错也。朴者，普也，相对‘一致性’，朴散即普遍。器者，器用、信用、理契、契约。制者，制度规则；割者，分割、割弃也。
2、海德格尔的思维是二元论，但试图突破二元论，把《道德经》中‘知其白，守其黑’这句话理解成了‘道’和‘理’的显隐关系，而事实上这句话只是阐述‘理’的存在形式，即相对存在的概念的构成机理，所以，他说来说去也没弄明白。海德格尔的思想受庄子的影响比较大，即一阴一阳谓之道，试图用‘理’解构‘道’而误入歧途。那个时代西方思想家整体上都很矛盾焦灼，因为，数学逻辑没有突破导致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发生了冲突。这样就陷入了‘道’和‘理’的纠葛。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幸好寻回了上帝抚慰了焦灼不安的魂魄。老聃和庄子的思想不是一回事，老聃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论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理）气以为和’。庄子论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实则理道不分、以理代道。
3、解释一个问题：关于此在、他在和真在是一种规避二元逻辑悖论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不是要否定二元形式逻辑，而是要规避二元逻辑悖论。比如，第一种此在视觉，保护私有财产权；第二种他在视觉，垄断的存在不需要保护私有财产权；第三种真在视觉，反垄断、保护私有财产权，即反垄断的情况下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普遍的因果关系。第一、二种视觉是二元逻辑悖论，第三种视觉规避了二元逻辑悖论。否则，因可能存在寡头垄断而推论出不需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寡头垄断必然侵犯个人权利），西方国家反垄断也是基于规避这种逻辑悖论。《道德经》中‘常德乃足’、‘知足’等说法就是要规避二元逻辑悖论，保护私有财产权不要走向极端而搞垄断。
4、杨朱无论‘道’而言‘理’，和庄子以理代道类似，他不是真正的道家，有点理性自负，如果他论‘道’而言‘理’就不会被墨家批评了。杨朱没有继承老聃的论‘道’而言‘理’是道家的遗憾也是杨朱的损失，或许这就是他没有留下如同《道德经》一样有影响的著作的原因。庄子没有师从老聃，错误是理解了老聃的‘道’，老聃的‘道’是三生万物之道，庄子的‘道’是一阴一阳之道，他的‘道’仅仅是老聃所言的‘常道（理）’而已。庄子是唯理主义者，极端地理性自负，被残酷的现实碰的头破血流后走向了消极避世之路。其一，反垄断，其二，保护私权而互不侵害，反垄断就是有道，保护私权而互不侵害就是有理。垄断（失道）必然侵犯个体权利（无理），道生理，道为理设置了边界，道是理的保障，道和理是相辅相成的，不矛盾。事实上，杨朱反对天下系于一身，是有道的，倡导个体不受损于天下，是有理的，如同反垄断（反对天下系于一身）而又倡导保护私有财产权（个体不受损于天下）是普遍的因果关系。从这一点上看，杨朱是老聃的道家，遗憾地是他没有论及‘道’而被人污蔑为极端地利己主义者。
5、把善恶的意向或结果当作道德评价机制是错误的，一旦把它作为道德评价机制必然陷入两难的境地，因为，善的意向可能产出恶果，恶的意向也可能产出善果，善恶的意向往往和结果无关。为了多数牺牲少数是无道，是错误的；为了少数牺牲多数是无理，也是错误的。不能为了多数牺牲少数，也不能为了少数牺牲多数，在这一原则下选择。上联：越无知越容易被欺骗；下联：越无脑容易被惹恼。横批：能见度太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之谓：不易之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理）气以为和’，此之谓：变易之理。
6、大跃进、60年大饥荒的灾难整个民族反省了吗？没有。所以，之后发生‘文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促进了民族反省，改开后勇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有了一定的发展，如今又忘记了伤痛而狂妄起来了。一个能把灾难唱成颂歌的民族只有灾难后的整人才能促进其整体反省。过去有谁意识到‘义和团’是非正义的呢？这就说明整个民族的认知水平一直是很低的。‘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这样的教导如何促进人反省？如今日本的发达不是大和民族整体反省的结果吗？野生动物纯粹的野蛮吗？粪便之中不存在一定的营养吗？即便如此，人能和野生动物相比吗？粪便人能吃吗？中国历史文献中越王勾践为了获取权力粪便都能吃，可见，已经不是人了。越王勾践就是不是人的东西！为了获取权力吃屎，得到权力后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精英人物如果是这样炼成的，这个民族为了个人的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践踏任何人的尊严。一切都是为了获取权力，摆脱不了这种权力型思维和权力型文化的民族就是野蛮人。
7、《商君书》、《韩非子》和《君王论》，这些均是启蒙读物，能够让人认识到砖权统治的统治术是什么。即便没有这些书，专权统治也是这样的。一个是欺骗，一个是鲍丽，其文化要素必定如此，主流文化扮演欺骗术，中国称之为儒术。欺骗术的本质是通过灌输某种固定的语言模块在人们的大脑中巧妙而深入地植育二元逻辑悖论的思维定式。启蒙的本质是让人认识到欺骗术的存在，至于鲍丽不需要启蒙也能认识到。所以，启蒙必须重在揭露欺骗而非鲍丽，没有欺骗仅仅依靠鲍丽砖权是玩不下去的。认识到欺骗术的存在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苦来源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震撼和自我反省，对于所有的经历者都是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
8、《君主论》是人文启蒙读物，《商君书》也是，所以，历朝历代被列为禁书。而国人的思维是倒置的，认为它们是愚民读物。这种认识的实质是为儒家推卸欺骗术的责任。这一切皆源于国人喜欢听悦耳好听骗人的鬼话，不喜欢听刺耳难听不骗人的真话。这也是受儒家礼乐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
9、‘道之华而愚之始’，由于骗子说话好听又能得到愚民和统治者的一致认同，无法制止骗子行骗，伪道学泛滥，真道学归隐。这也是‘劣币驱良币’的结果。‘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故，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只有看透人生，方知其中意。我认为，执念是理性自负的产物，理性自负是没有信仰的产物。砖权者是理性自负，压根就没有任何信仰，标榜有信仰只是贪恋权力的遮羞布罢了。
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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