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广义财政论》之前言及总论
笔者按：本来，与出版商约定，年底交稿并出版《广义财政论》。初稿送北京征求朋友们意见，大家觉得年底似乎有些迟了。时局变化很快，大家希望此书早些出来。我写此书已经十年了，数学模型的部分仍有问题需要解决，历史数据的还原工作量确实是巨大的（这确实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难题）。此外，此书涉及伦理和法理问题，我仍然在学习并请教有关专家，许多跨学科的部分我仍然觉得不够精准。所以，不能匆匆付印。我思量再三，征得出版商同意，将部分内容先行发表于博客。财政问题，在我国是冷话题。原因在于，大家对于每天触及的财政问题集体无意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此问题涉及立法权问题，在教育、学术、传媒系统仍然属于禁区。但是，改革改到今天，看来已经绕不过去了，总要有人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虽写作时间不短了，这些文字仍不免粗疏简陋，敬请朋友们提出严厉的批评。前言：财政均衡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财政均衡决定着人民的福祉。
古今中外，无一例外，财政失衡，则国家必然衰败，则人民必然遭殃。
然而，财政失衡，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渐进的财政失衡缺乏必要的敏感，以至于每每到了翻天覆地的时刻已经无力回天了。我们必须直面一个事实，财政失衡其实是政治失衡的必然结果。财政失衡，意味着政治的异化和堕落。
毋庸讳言，利益集团的贪婪是导致财政失衡的根本原因。利益集团，往往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复合体。利益集团复合体一旦形成，就会迅速侵犯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利益集团拥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往往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此问题国人必须深思），他们会努力掩盖财政失衡的真相，人民往往在盛世的喧嚣中完全丧失了警觉。更有甚者，会故意将财政失衡当成盛世的一种表征。例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华丽的谬论。
《广义财政论》意在建立一套基本的逻辑判断体系以及相应的计算方法，让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财政失衡的真相以及财政失衡的程度。《广义财政论》将推动从直觉感受到理性认知的进化，揭露出利益集团剥夺国民福利的事实与方法，完成人民从迷信和盲从走向自主和自决的历史进程。同时，本书也提供一整套解决财政失衡的思路和方法，以备在大危机时刻有基本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准则。鉴于广义财政论远远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学理范畴，涉及到伦理、学理、法理和管理逻辑，本书也尽可能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约束，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讨论财政均衡问题。
总论：如何建立动态均衡的财政体系。
在讨论财政问题时，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财政的真实性问题。一般而言，财政是指“皇家度支”，是指维护国家运行必要的政府收支行为。但是，现实中，“私人度支”、“机构度支”与“皇家度支”混杂交织。随着“皇家”的治理能力不断弱化，“私人度支”和“机构度支”就会喧宾夺主，财政往往就变成了私人和机构僭越“皇家”权力牟取私利的工具。伪财政，本质上是一种僭越，在古代是僭越皇权，在现代是僭越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僭越主权的行为，意味着集体违宪，是非常严重的政治背叛，其经济上的后果极其严重。本书建立广义财政的概念，就是要将真财政与伪财政加以区分，以期彻底解决祸害我国宪政体制中的财政乱政问题。
建立动态均衡的财政体系，必须遵循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必须建立财政规模合理边际的概念。政府规模必须是有限的（必须划定制度成本的边际），财政规模必须是有限的（必须划定居民承受能力的边际）。政府绝对不能突破制度成本的极限（东北衰落的深刻教训），财政绝对不能突破国民可承受的极限（北非动乱的深刻教训）。例如，制度成本绝对不能超过GDP的50%，否则必然导致所有产业走向衰败并步入经济大萧条。例如，居民广义税负不能突破居民收入的70%，否则必然出现社会动乱和颜色革命。第二，必须建立财政结构合理均衡的概念。财政收入，必须考虑国民负担的公平；财政支出，必须考虑国民受益的公允。财政收支必须实现权、责、利的平衡。例如，不能将税负全部强加于劳动者而利益全部导向权贵与资本，税赋结构的极度扭曲将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将导致生产率水平迅速下降，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我国的经济问题不是供给侧过剩，而是制度成本快速攀升的结果，而是税赋结构严重失衡造成的后果，是财政治理整体失败的一个必然结果。财政规模合理边际和财政结构合理均衡的设计，才是真正优良的顶层设计。它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伦理水平、学理水平、法理水平和管理水平。
宏观地看，伦理水平，也就是一个国家统治集团的整体道德水准（不仅仅是领袖个人的道德水平），统治集团的整体道德水平是一个国家财政文明进化的基础。伦理之下，才有学理可言。学理顺了，才能建立法理逻辑。有了法理逻辑，才能建立完整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我国在旧社会主义（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其实是门阀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存在着统治集团整体道德水平严重蜕化的过程，我国的精英阶层伦理水平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不断地滑落。僭越、背叛、出卖、掠夺等等恶劣施政行为层出不穷。伦理的堕落，导致了学理的谬误，“吴市场”和“厉股份”等流氓经济学家大行其道，颠覆了人类已经形成的尊重劳动和珍惜价值的基本社会伦理。学理的谬误，直接引发了法理逻辑错乱。财政权本应细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其中，财政立法权是财政权的核心权力。很遗憾，这个从宣统二年已经初步建立的权力，竟然在改革开放中被彻底地颠覆了。我国大部分的收支行为脱离了立法约束。简单地说，劳动者只有交税的义务，而被剥夺了议税的权力（人民立法权被完全彻底地剥夺了）。法理逻辑错乱，直接引发了一场管理叛乱，行政权力全面地、彻底地僭越了立法权。不仅仅非法地肆意滥开税费的口子，还借助公权力进行近乎疯狂的贪污腐败。请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没有针对资产的课税？如果有，还需要中纪委吗？拥有司法权的税务局难道不是最好的反腐败机构吗？然而，一个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竟然连古代就已经有了的“鱼鳞册”都搞不出来了，改开数十年就是不能完成居民个人财产和收入登记，就是无法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也就是说，就是不能将财政权立法权交还给真正的立法者（人民群众）。说白了，就是不允许劳动者议税。如此荒谬的伦理水平、学理水平、法理水平、管理水平能完成大国崛起吗？
正所谓功夫在诗外。财政的问题，主要的不在财政。建立动态均衡的财政体系，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重建一个国家的伦理逻辑，重建一个国家的学理逻辑，重建一个国家的法理逻辑，重建一个国家的管理逻辑，需要全体国民再一次整体地觉醒。我们仍然需要再次启蒙，老百姓必须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老百姓必须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一句话，老百姓必须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用和平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或者，有人会说，你写的是《广义财政论》，而不是《人民主权论》或《人民民主论》。我必须说，没有人民主权，没有人民民主，就不存在《广义财政论》。或者，说白了，《广义财政论》就是《人民主权论》或《人民民主论》。当然，我说的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民主论。事实上，民主不在于某种形式，例如所谓的选票民主。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核心就是人民议税的权力。当老百姓知道，这是他们的权力，并能够真实地行使这个权力，我们的国家将真正地进入现代文明。首先，我们必须实现人民立法；其次，我们必须将财政权归还立法权；再其次，我们必须赋予司法机构财政司法权；最后，我们必须规范财政行政权。在完成制度建设后，我们才能制度化地规范白色财政，我们才能将“灰色财政”和“黑色财政”降低到相对安全的程度。我们有责任和义务重建财政制度，让社会回归公平正义，让国家更有效率。当一个优良的财政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我们的国家才会真正走向繁荣富强。
毋庸置疑，《广义财政论》不仅仅讨论公平正义问题，也必须回答制度和政策的适应性和效率问题。优良的财政制度，必须具有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必须与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相吻合，必须适合国家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笔者曾经著文《掠过佛来堡》，介绍了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百年论战。这场论战就是关于民族国家经济制度主体性的论战，这场论战的终极结果就是两德的统一与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的，主体性是适应性的前提，奥地利学派的普世原则，往往忽略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特征，也就往往形成经济制度削足适履的畸形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必须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以最好的适应性获得最高的效率，才能在赶超中保持民族国家国民的利益最大化。由于，财政结构的合理性，可以极大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极大地提高经济体的整体效率，从而可以保证国家可持续的高速发展。德国佛来堡学派，在解决了市场化问题的同时，极其坚毅地解决了资本僭越主权的问题。他们建立了，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的财政制度，他们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权力与资本合谋异化为食利阶级（利益集团）的问题。事实上，在解决了食利阶级（利益集团）问题之后，在处理了资本套利并逃离的问题之后，不仅仅可以延续工业化的进程，也能够避免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历史的经验证明，美欧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靠的就是一套优良的财政制度。优良的财政制度，可以完成公平正义与效率发展的历史辩证。一些人，总是强调科技进步，以为科技进步可以代替制度进步，那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自欺欺人而已。笔者绝不认为，食利者可以带来科技进步！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决定历史走向的恰恰就是一次深刻的财政进化。中国的财政进化，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这是真真切切的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回归。历史当然是辩证的，在主权之下才有效率可言。否则，又一次的拉美化将不可避免。
在此多说一句，没有独立于财政的经济，更没有独立于财政的金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都是财政问题的外部性表达。因此，脱离了财政政策的经济政策，脱离了财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往往是利益集团僭越主权的行为，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往往沦为扭曲财政均衡的工具。例如，宽松货币政策下的房地产泡沫，就是经典的财政劫掠行为，笔者将之概述为“超级地租”。超级地租貌似金融现象，其实是准税政行为。本质上，超级地租是权贵与资本合谋僭越主权的财政行为。一九八三年之后，港英当局就是利用我国对财政的无知，巧妙设计了回归前的香港超级地租模式，我国香港居民被残酷地掠夺了以千亿镑计的财富（也有人认为超过万亿镑）。香港回归过程，我国被以合法方式进行了第二次殖民性掠夺。香港落入了经典的制度设计陷阱，东方之珠走向了衰败。事实是残酷的，我国财政学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毫无主体性的拙劣模仿，渐渐走入了西方预设的逻辑陷阱之中，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所必须拥有的民族主体性和阶级均衡性的科学分析框架。自一九九四年开始，中国开始学习港英当局的超级地租模式，二十年后这种模式发展到极端，中国不断扩张疯狂的房地产泡沫，中国开始提前结束工业化，并进入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当一个国家，在财政制度上出现问题，就必然表现的一般经济政策上，特别是表现在金融政策上。金融失序，已经是财政危机的较高阶段了。《广义财政论》试图阻止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历史性退化，也希望能够避免由理论退化而引发的制度退化和经济危机。
《广义财政论》，不是单纯的“皇家钱计学”，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更不是介绍各级政府财政管理的行政学。《广义财政论》涉及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方面和重大问题。《广义财政论》将首先讨论财政立法权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财政司法权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财政行政权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政府的规模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财政规模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税赋结构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政府支出结构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社会保障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反垄断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反干预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财政权僭越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反腐败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主权货币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主权债务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主权债权问题；《广义财政论》将讨论国有资产问题。总之，《广义财政论》将重新梳理所有涉及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经济权益问题，将在维护主权的基础上规划出最具效率的财政收支分配结构体系。
《广义财政论》的提出，将提供给普通民众一种简单的方法，用以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管理的水平。当然，这个评价，将包含伦理评价、学理评价、法理评价、管理评价。我们试图做到，在简单的数学模型面前，让僭越、背叛、出卖、掠夺等行为原形毕露。同时，我们也试图做到，让老百姓自己找到适合我们民族国家特征的最佳财政制度设计。是的，是符合民意的最佳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并非处于社会顶层的官僚资本的设计。而是，由宏观而微观的系统性设计。近年来的严峻现实已经教育了中国老百姓，处于中国顶层的精英阶层是难以让人信赖的。事实上，在红色披风下，阿Q、小D、吴妈们虽然穿上了西装，但他们的伦理、学理、法理、管理水平并无历史性提升。人民，必须破除一切迷信，独立自主地去解决国家的问题了。解决的方法，就是必须由人民亲自来立法，必须由人民动态地解决制度和政策设计问题。换言之，在没有实现人民立法的前提下，就不存在由一个所谓的“智囊机构”提供的财政解决方案。一九九四年分税制后的财政制度变迁历史证明，没有人民参与的改革必将吞噬人民的一切。我们在解决了知的问题后，我们必须合力来解决行的问题。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利益集团绝对不会自觉退出历史舞台。《广义财政论》并不主张用革命的方式解决人民立法问题。但是，《广义财政论》毫不掩饰鲜明的社会主义主张。《广义财政论》是笔者《新社会主义论》的延伸。我们接受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客观存在，我们也接受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历史现实，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张集中于社会分配领域。简而言之，我们并不主张共产，我们必须实现共享。《广义财政论》并不希望民粹主义滥觞，《广义财政论》希望借助有序而有效的社会运动来解决财政制度进化问题。笔者毫不怀疑，中国左翼的崛起，中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再次实现人民立法的唯一正确的方向。老百姓一定要清醒，匍匐一地的跪族们，绝不是什么左翼，不要理会他们；老百姓一定要清醒，媾合资本的权贵们，更不是什么左翼，不要理会他们。年轻的一代，要学会明辨是非，要相信内心的良知，要敢于走自己的路。笔者相信，经历了无数苦难的中国人，有这样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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