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万水：货币价值由什么决定？
在中国，“中国货币超发论”已经成为某种政治正确：人们动辄说中国的广义货币如何如何之多。中国企业的高杠杆已经不堪重负。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中国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中国的房价由于货币超发，已经严重泡沫化。中国再向以往增发货币，人民币恐怕就会大幅贬值。以上种种观点，无外乎，中国货币严重超发。本来，金融无知的人，说说也无所谓，但是这样的言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整个社会在这种不经意的金融舆论战中慢慢丧失金融常识，金融防线与底线不断地被突破，最终的结果将不堪想象。以上种种的误解与恐慌，只不过是对货币的误解。如果按照某些“货币超发论”的看法，人民币越少越“值钱”，人民币增发将不可避免导致“大幅贬值”。那么，决定一个国家货币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想反驳一些错误的观点。
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是否过高？
有些人认为，由于中国货币超发，中国企业大量借钱，因此中国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债务/GDP已经达到吓人的200%以上了。主流经济学家，学习西方经济学家很多只是学习一点皮毛，有些根本不是皮毛，只是某些咨询公司赚钱的数据，他们竟然忘了作为一个学者的底线，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人云亦云。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有学术良知的经济学者用债务/GDP来验证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高杠杆。
中国大部分企业向银行借钱，都需要拿固定资产抵押。为了防止企业骗贷，精明的银行家们还要求企业的股东，以及股东的配偶都要签订担保协议。签了担保协议，商业银行就可绕过《公司法》，银行的贷款将得到更好的保障。如果没有足够的固定资产与现金流水，企业要向银行贷款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问中国实体企业杠杆率是不是偏高，只要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而不是看所谓的债务/GDP比率高低。
全世界的GDP统计都不靠谱。欧美一些国家将黄赌毒都计入GDP，中国非但不计算，还将很多规模以下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的经济活动忽略了。据说美国的服务业GDP非常高，美国人均医疗每年支出在8700美元左右，那么，美国整个医疗部门创造的GDP约为2.6万亿美元。而中国人均医疗每年支出约为2500元人民，那么，中国全部医疗部门创造的GDP约为3.5万亿元人民币。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差距，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西方国家的。事实上，中国人的人均寿命等健康指标与美国差距并不大，中国人在医疗方面，是用较小的钱，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结果。用GDP这个指标与西方国家对比，就会导致著名中国气派经济学家陈平所说的，“矮化中国地位”。如果不是中国低估GDP，就是西方国家将过多的无效经济活动计入GDP，导致中国的GDP看起来，不那么好看。
企业杠杆率是否过高，要以会计学中的总负债/总资产的比率来看，即资产负债率的高低来判断。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大部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这两三年都有所下降，中央的去杠杆战略得到有力实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负债率偏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上的并不多。
政府负债越多，政府财政最终将不可收拾？
中国企业中杠杆率比较高的是一些城投公司，即有政府背景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这些公司致力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与福利。这种公司以政府土地为担保，周身是债，借新债还旧债，甚至动用影子银行，发行高息理财产品，进行艰难的债务周转。这样的杠杆确实高了，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时代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竟然需要向商业银行大量借钱，甚至发行高息理财产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真的是中国金融学理论的悲哀。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正在进行货币宽松的日本，都不会放弃利用发行国债的方式，筹措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看看SDR国家中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大部份的基础货币发行都是以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的方式进行。简单地讲，国家直接印钞用之于民生，不用向商业银行借，也不依靠外汇占款印钞，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直接印钞，是一个国家金融主权的体现，是主权国家行使铸币权的正当权力。
市场不能决定所有资源的配置，特别是货币。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需要的货币也越来越多，但是货币并不会自动地增多。在金银贵金属本位时期，货币的数量取决于金银矿的产量。与金本位时期不一样，在信用货币本位时期，货币只能通过中央银行产生。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向本国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直接印钞。西方国家以“国债”的名义，直接印钞，这种所谓的“国债”是不需要偿还的，如果国债偿还完毕，整个社会的货币将会严重不足，经济将陷入衰退。本来，社会的经济活动就需要货币的帮助才能完成，如果将国债还完，社会经济活动将因为没有货币，而不得不中止。这样的做法，类似于在金本位时期，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金子，再次倒入金矿中填埋。没有货币促成商品交易，人们将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这岂不是很荒谬吗？所以说，政府向央行发行的国债是不用偿还的。
国债发行货币，是货币发行中的“经济发行”方式，只不过是披着财政赤字的外衣，让人觉得似乎是不祥之物。其实财政赤字也不能一概而论。一个国家如果基本的收支都不能保证，只能靠印钞发公务员、教师工资，这种赤字将十分有害。如果为了发展生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适当地增加赤字，这种财政赤字是有益的。国家印钞，不是随便印钞，而是根据每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有规律地增发货币。发行货币，不一定需要通过商业银行再贷款，通过国债发行货币，是成本最低的发行方式。对于国债的恐惧，美国国会的政治人物同样担心，还特别向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质询。格林斯潘向美国领导人解释，美元国债是不用偿还的。不过，相当多的人仍然怀疑格林斯潘是不是在骗人。
美国国债过多，向全世界发行国债，而且去工业化，存在相当多的风险。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反的是，同为工业化国家的中国，中国央行持有的国债太微不足道。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本来只需要向中央银行直接“发行国债”，直接印钱就可以完成。这种国债是不用还的，是不会造成事实上的杠杆率过高，事实上也不用还利息的，债务的成本可忽略不计。如果中国中央政府能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一样，直接向中央银行发行国债，那么，各级政府未来将可以大大减少在商业银行中借贷，资金使用成本将大大降低，中国更加不存在高杠杆率的问题，中国铁路、机场等建设将可以大大加快。
经济倒逼改革是什么？
前两三年，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使劲鼓吹“投资有害论”以及“消费驱动论”，美其名曰：经济增长放缓将有利于改革，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一直在调整，而且取得非凡成绩，但是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视而不见。如今民间投资已经触底，经济下行的压力，似乎还没有解除，媒体经济学家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放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更快地推动经济升级转型。笔者曾问环保行业的一位朋友，国家如此重视环保，行业肯定很景气。朋友说，不然，现在客户都是处于一种维持状态，能不更新设备，尽量不更新。如果说，低质量、不环保的生产厂家被淘汰，那应该是国家新环保法的威力，而不是经济减速的功效。
某些媒体经济学家的所谓改革，不过是将货币紧缩背景之下，经营暂时困难的国有企业，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称之为“僵尸企业”，让其关闭，或是私有化，或是贱卖给外国投资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最终目的是要改革中华人民共国缔造者的执政基础。为此，他们还说中国已经严重产能过剩。在没有实施新环保法之前，确实存在不少靠低质量、低成本、低安全、高污染生存的企业，这部分低端产能严重过剩。新的环保法严格执行之后，这部份产能在快速去除。除此以外，笔者不觉得中国产能过剩有多严重。此外，不能将中国的优势产业，简单称之为“产能过剩”。如果中国的优势产业，都被居心不良的人说成是产能过剩，限制其出口，中国还会有外汇储备吗？如果限制中国的钢铁出口，德国的汽车、美国的大飞机、芯片和软件是不是同样被认为产能严重过剩，不应该向全世界出口呢？
产能过剩论认为，中国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达到或超过全世界产量的50%以上，这不是过剩是什么？没错，这是中国工农业的实力，但不叫过剩。实现中国梦，迈进高收入国家，中国就得需要如此庞大的产能。要实现中国梦，比较的对象不是全世界平均水平，而是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中国没有崛起之前，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农业国，工业生产能力都非常弱小，中国与农业国家比较没有意义。五十年前的中国人提出要超英赶美，当前中国需要追赶美日德法。中国的比较对象应该是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这四个国家，除此以外的对比，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将各项经济数据与以上四国对比，人们就不会认为中国产能有太多的过剩了。
五十年前是国与国之间的总量对比，现在强调的应该是人均数据的对比。中国与以上四个发达国家的本质差距，主要不是看人均GDP的差距，而是要重视人均物质、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的差距。以衣食住行为例。在衣食方面，中国人与以上四强国家差距不大。在人均居住面积方面，除了我国香港地区严重落后，全国人民居住空间已经大大改善。真正差距大的是，以“行”为代表的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我国雄心勃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显示，再过十五年，中国铁路长度仍然达不到美国当前22万公里水平，而中国人口是美国四倍。铁路是最低碳、最适合中国的运输方式，中国应该优先、尽早地完善发达的铁路网。人们如果认真对比中国与美日德法的基础设施的水平，就不会再“窃喜”中国政府负债率低，而“担心”西方发达国家债台高筑。西方列强建设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同样要依靠大量发行国债，依靠民间资本是不现实的。
中国高铁技术虽然发达，但是铁路建设速度迟迟跟不上，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金融理论的落后导致的。如果中国人发展基础设施，还停留在100多年前的清末时期，认为修铁路还需要向外国银行、商业银行借款，而不懂得依靠中央银行直接印刷基础货币获得，那么，中国当然会一直受累于外国银行、商业银行借贷的高杠杆。不仅铁路建得慢，最后还变成给商业银行打工。
中国铁路密度比不上美国，与德国、日本相比差距就更大了。在机场密度方面，中国与航空发达的美国差距就不止一个数量级。在大家普遍认为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行业，中国人均钢铁蓄积量远达不到美国、日本的平均水平。不管中国的人均GDP看起来与美日德法看起来差距有多大，只要中国人在基础设施方面达到他们的平均水平，中国人生活水平的“里子”就真真正正是富裕的。而如果中国放慢经济建设的步伐，开始去工业化进程，一味要扩大第三产业的GDP。不管第三产业的GDP有多高，没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大力改观广大农村、中小城市的面貌，不下大力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十年之后，中国还不得不承认自己仍然为发展中国家。铁路、机场密度与一流发达国家差距巨大，还不得不修但又修不快，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态，当然不能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结束的完成时态。中国要成为西方人眼中的“developed”国家，而不是“developing”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首先要完成。
货币的价值终究由工业化水平决定
回到本文前面提到的问题，人民币的价值，即人民币汇率由什么决定。不管市场如何变化，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最终由该国的工业化水平决定。当然，货币的价值并不是越贵越好，而是体现在其使用的广度、受欢迎程度以及稳定性。两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台跳水，俄罗斯、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而工业化国家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均比较稳定。特别是，日本政府两年来一直进行经济学试验，大搞超级货币宽松，日元最后还升值。从这些现象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民币增发并不会必然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
人民币是否会大幅贬值，本质上由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决定的。中国必须年均实现二万亿元人民币的贸易顺差，才能保证中国外汇储备的动态平衡。这些贸易顺差，主要是满足外资企业在中国盈利之后，将利润转回其投资来源国的购汇需求。否则，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告急，就有可能重演俄罗斯这种去工业化国家的悲剧。所以，当前中国企业的创汇能力，仍然非常重要。俄罗斯和巴西恰恰是仅靠能源与资源出口创汇，当这些初级产品不景气的时候，他们的货币也就不值钱了。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越高，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越强，创汇能力就越强。超级大国美国强大到将国际货币美元化，也就不存在一般国家的烦恼了。中国工业水平还要扶持、还要加强、还要发展，不能有意无意地搞成“去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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