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中国十八大后的“四变”与“四不变”
世界是运动的，也是静止的，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完全适用于对社会发展的评判。变，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不变，是变化过程中量变不足的状态反映。专家们一直强调，中国改革正进入深水区且非常艰难。我，曾写博文强调，中国进入的是“暗礁区”，不是深水区。如果把中国比作一艘大航船，那么，水越深，越有利于航行，并非更艰难，只有暗礁才是真正的风险区。中国已经不处在小河里抓泥鳅的时代，已经开始出海闯世界，怎么还怕深水区？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很多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很多方面又近乎原地踏步。单就社会层面影响最深的某些问题而论，我认为存在“四变”和“四不变”。“四不变”就是改革的“暗礁区”，炸毁或避开这些暗礁，中国的改革才能顺利前进。
中国的“四变”
第一变：官场的“显意识”发生了改变。这个“显意识”主要是指民众能感受到的外露性意识，而不是指人的全部思想。十八大以后，中国掀起了近四十年来范围最广、力度最大、层次最高、决心最坚的反腐风暴，对整个官场甚至是整个公职人员队伍产生了实质性的心理震慑，绝大部分有腐败机会的官员都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钱、权、色、自由”等要素的取舍上面有了全新认识，“自由”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即便你拥有了钱、权和色，但失去自由，其它东西对你都意义甚微，做到“常委”的位置，失去自由，你的一生还是失败。
不过，我非常确定地认为，中国官员在要素取舍上的“新认识”绝对是一种时代性认识，决非灵魂上的触动，它与反腐节奏及力度相联系，它的波动性和波动周期取决于政权的振源，如果经济基础发生质变，政治面貌也将发生质变，腐败的认定和适用对象都将发生质变，传统意义上的腐败很可能在不久后变得较少，新式的经济腐败则可能认定为合法，即我过去指出的“合法腐败”将会取代“传统腐败”。一旦这个变化在未来变成现实，那么，官场的“显意识”仅仅只能成为百姓的观感，而与真实既得利益阶层的格局改变没有任何关系，权和贵仍然是权贵组合，民众仍将是观众。
第二变：整个社会的正气度和责任感在间歇性上升。在经过以“摸论”和“猫论”为核心指导理论的三十多年躁动以后，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中国整体上曾经表现为污烟瘴气、人畜不分、道德堕落、风气败坏，国家领袖被亵渎，民族英雄被抹黑，道德模范被嘲笑，明娼暗妓被认同，坑蒙拐骗被漠视，以至达到执政的共产党党员不敢随意亮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亮明共产党员却又不敢也不愿意为共产党承担责任。金钱支配一切的社会大环境让某种类似于邪教理论的“邪气”统治了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你越正气，越被嘲笑，你越正义，越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法律不是为正义讲话，不为好人张目，法律被少数法棍引向保护坏人的轨道上，保护坏人显得比保护好人更具吸引力。
十八大以后，应该说有了部分改变，承认自己是党员似乎不再那么晦涩了，为毛泽东讲几句公道话似乎也不太怕被骂了，捍卫雷锋的先进事迹似乎也不太在乎人家嘲笑了，讲自己爱国似乎也不怕被认为是愚昧，扶危救伤似乎也不再担心被判刑了，黄色夜店似乎也变得少很多了，有钱人的话语似乎也不象前些年那样具有真理性了，网络大V呼风唤雨的能力似乎变小了，海归精英的洋道理似乎也不再那么绝对权威了，摆事实讲道理的主动欲望似乎也更强烈了..….
一言一蔽之，部分国人正在自觉性地“去猫论”和“去摸论”，部分国人正在主动性地部分修正自己。然而，这个过程可能不会持久，注定将左右摇摆。
第三变：对历史的认识正变得有短暂的客观理性。近几十年，受某些精英的误导，中国很多人对本国历史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甚至是全盘否定，而对欧洲所谓的“文明史”则表现为全盘接收。一个非常有特殊动机的引导是：凡共产党写的历史全是假历史，凡共产党认可的正面人物全是伪造材料的产物，凡共产党批评或打倒的反面人物全是英雄，凡共产党否定的结论全是真理。这种导向产生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很简单，社会上一度流传着一句话：共产党说的，你还真信？
历史这个东西就是个小媳妇，别太较真，本文不深论。但是，我很想说：所谓“历史必须真实”那只是学者骗人的鬼话，世界上就没有真实的历史，“相对真实”就是真实的历史，聪明的学史者最关注的是“真事”而不是“真实”，重在事的真，而非所有细节的实。
很多教授说欧洲历史最真实，最文明。瞎扯！十六世纪之前，欧洲根本就没有成文史，咱们中国自战国后就有编年史，欧洲是没有的，欧洲十六世纪之前的历史全是教会神话传说或带有神话事迹资料的过滤品，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人才开始着手系统性写史，且只能对以前的教会材料采用“去神论化”的写法。至于十六世纪以后，欧洲历史全是混战史和世界侵略史，然而，欧洲人硬把它写成了不要脸的“文明史”。
我可以下一个不绝对准确的结论：中国大中小学的教师对历史的整体认知能力比世界同类群体平均水平略低，绝大部分都是呆在书本里的人，这个悲剧造就了今日中国整体历史观的混乱。
十八大以后，国家层面开始部分迎击历史虚无主义阵营，出了一些效果，很多人开始变了，自己的大脑不再完全被歪壳子精英所左右，不再极端性地去抠历史细节，不再被“谣言”牵着鼻子转，“从头靓到脚”和“从头烂到脚”的思维都越来越不受欢迎。老百姓的责任在于维护好自身的现实利益和国家的现实利益，如果有人想借历史来制造社会动乱，擦亮眼睛是非常有必要的。
警示：科技和资本可以让历史虚无主义者慢慢制造出想要的“虚有”。
第四变：对世界的认识相对自信。近代以来，中国人认识世界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帝制时代，中国人是迷茫地揣摸世界，似懂非懂，亦学亦反；
中华民国时代，中国人是跪着融入世界，政府不争气，被侵略者抽着嘴巴接近世界；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世界冷战局面形成，中国人是戴着头盔认识世界，一边是独立性的主动接触，一边是美欧对中国的严密封锁；
接着的三十多年，中国人是脱掉内裤闯世界，崇洋媚外，不留底线。
十八大以后，中国人的认识又重新开始变，既要戴头盔，又要穿内裤，既要保护好自己，又要有尊严地接触世界，对“平等”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渴望，委曲求全地被人玩弄已经不被接受，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正逐步被民间唾弃。要开放，但我不能让洋人看到底，要和平，但和平时代也不能不准备盔甲。无论从国民个体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自信度正在缓步提高，虽然仍带有部分盲目性。
中国人现在希望的不只是自己睁眼看世界，更希望世界能睁眼看中国。
中国的“四不变”
第一不变：官场“潜意识”未变。前面我提到官场的显意识有了较大转变，但中国是个封建社会历时很久的国家，官僚政治近乎成为国家政治个性，无论你怎么改朝换代，无论你怎么破除旧习，无论你怎么科技进步，要改变官员的潜意识是极其困难的，文化基因的植入具有强大的遗传性。
显意识的改变属于“高压反应”，而潜意识的不可变则是源于政治逻辑的传统性，无论你怎么反腐，无论你怎么强调当官无效益，无论你怎么呼喊当官很累，但你可以发现，“削尖脑袋要当官”仍然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即使不发财，“官位”的吸引力似乎没有任何逆转性改变，“科级”、“处级”、“厅级”、“部级”等光环的亮度丝毫不亚于九品时代，每升一级，被提升者的心里就自动给自己加一道光环，会自动把自己抬升一个等级，面对平头百姓，他会认为势能差在自动增大。注意！中国官员的“神秘性”与其级别是对等的。
要让中国官员的潜意识发生质质变的唯一道路是废除通向坟墓的等级制度，“官员”的政治含义应该消失，也即在政治的公开表述中没有“官员”一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民，区别的只有工作岗位。所有的公职人员只与“位置”对应，处在那个位置，你便承担那个位置的工作任务，享受那个位置的实际待遇，离开那个位置，你就与公不相干。
触使官员潜意识革命，在手段上的关键步骤是选人用人制度的兑变，选人用人权是交给人民群众还是交给“伯乐领导”？交给“伯乐领导”，仍将属于传统的官僚制度，交给人民群众，潜意识想不变都难。选人用人的民主化是中国几乎无法征服的“珠峰”。
第二不变：中国社会各群体的分层趋势未变。就国内矛盾而言，千般矛盾万般矛盾，归根结底都是物质矛盾，中国目前的群体矛盾整体上都属于物质矛盾，即我们常讲的两极分化矛盾。十八大以来，政府有改变两极分化的原始想法，但是，并没有做出实质性安排，政策的导向仍然是朝扩大两极分化的方向在走，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议价财富”的随意性正变得越来越强，权贵们通过资产泡沫化攫取超额财富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可怕，其手法和手段也越来越丰富，几乎可认定，当前所有的重大政策安排都对两极分化起着催化作用，而不是抑制作用。
教育、医疗、投资、融资、混改、税收等都是打着市场的旗子做社会阶级分层的实际引导，什么层次的人才能享受什么层次的待遇，迹象非常明显，新的政策不是让不平等的阶层关系融化，而是进一步固化。富人和特殊官员正享受着越来越多政策给予的“优先权”。
中国未来的稳定指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指标——中间层的数量和权利。如果中间层很大且拥有广泛的社会制衡权利，那么，中国将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如果中间层快速滑向中底层社会，那么，社会矛盾将不断加剧，最终会产生质变。
第三不变：顽固的落后思想整体上未变。任何一个社会系统，巩固其稳定存在、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顶层导向很重要，其能力水平取决于人民整体素质，人民的整体思想落后，不可能有先进的塔顶组合体，即便你把最好的精英全拉进去，也只能是“矮长班子”而已。
按一般规律，随着教育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的思想认识能力会同步提高。然而，这一规律似乎在中国并不适用，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有逆向行驶的迹象。白猫，黑猫，多数人更爱抓黑猫，教育对“猫论”是失效的。知识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但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之根，财富改变了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但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素质。中国人思想整体落后的主体责任落在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永远都不想抛弃充当“权贵附庸”的角色地位，只帮自己维权，心中鄙视工农，是最懦弱的利己主义阶层。
从长远看，人民思想素质的提高仍依靠“有效教育”和“灾难警醒”两条途径，有效教育是指基于文明信仰的教育，而无效教育则是基于物欲至上的教育，只要中国教育的指导原则仍基于“猫论”，依靠教育改变人民思想的希望就越发渺茫，教育也可以教人愚昧堕落。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灾难警醒之于国人的认识提高作用可能更大。灾难有三种：一种是自然灾难，一种是国内的人祸灾难，还有一种来自外部强加的灾难。灾难越大，给人造成的痛苦指数越高，对灵魂的触动性越深，改变思想认识水平的速度越快。可以简单认为，中华民族（尤其汉民族）是一个依靠灾难进步的民族，没有刻骨铭心的痛，便不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必须通过灾难革掉人命，通过人命再换取思想颠覆。
请不要把生活上的“娱乐化”、“非道德化”、“媚洋化”等同于思想解放。一个“坑、蒙、拐、骗、盗、黄、赌、毒、假、谄、媚、奸、奴、贪”横行的社会不是进步，是倒退。
王思聪被宠是中国道德底线一次次下沉的最精确缩影，“镀金的道德”正在武装中国。
第四不变：实用主义主导一切的趋势未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从相对平均主义到绝对实用主义的转变，至今仍然行驶在实用主义的大路上。绝对实用主义会带来绝对自私主义，绝对自私主义会带来社会发展模式及国民思维方式的极端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实用就是真理标准的标准”，某类学校是实用主义宣教的大本营。这里的“实用”主要指“为我所用”，对我实用，我便承认它是真理，对我不实用，我便不接受它的真理性。评判他人，评判组织，评判政府，评判政策，全部用“对我是否有用”的原则，我不认可，他便是坏人，它便是坏组织、坏政府、坏政策。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活动中，无不以极致的实用主义做为标准，创新、创业及互联网领域中的非法因子能得到推广和放大与实用主义原则密不可分，凡具有放大GDP效用的因素都被视作社会的积极因素，凡用金钱能解决的问题都被视作经济学上的市场要素，如果花钱能买到一亿信仰群众，那信仰也可以由市场主导，比如庙宇可以用出高价钱来承包，庙宇的香火越旺，越被视为信仰市场化改革的成功，钱成了神！
中国对外反复强调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但在我看来，中国唯一自信的还是“我有十三亿多人的大市场”，这是吸引住世界目光的最大磁力，有这样的大市场，不怕万邦不来我邦，中国绝对找不出比“人口优势”还更能带来效益的优势。宣传中的自信，应该还是服务于效益，一旦效益不理想，所有的自信都可以不信。
实用主义成万理之理，社会主义必成飘渺之理，“问题”与“主义”之争重回百年以前。
结束语：“四变”是阶段性的，变的是标，“四不变”是顽固的，不变的是本，路没变，不可能标本兼治。不下决心更路，“暗礁区”便永远存在，航行中的大船便时刻面临风险。制度革命是否有效的最简单检验标准是人民的多数是否已经真正成为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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