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君主论》与《论语》
苏小草：《君主论》与《论语》1、伪善之‘善’是自恋情结的产物，它是最大的‘恶’，即恶中之‘恶’，具体表现在不敢或不愿正视自身人性中的‘恶’，虚伪卑劣、知错难改、一错再错。一个社会只要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以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伦理行为便会呈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绝对的责任或义务‘至善’，一种是绝对的权力或权利‘至恶’。‘至善’与‘至恶’的互生互存中，构造责、权、利不相符，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并演绎历史周期律的轮回史。
2、儒学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以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而不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以构建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小人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以构建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而不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以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君子和不同，小人同人不和’，即君子和乐于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不相符，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而不约同于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小人约同于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而不和乐于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不相符，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它们构造的是一个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弱肉强食成王败寇而不存在诚信体系的丛林社会。
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写过一本曰《君主论》的书，揭示了君主臣民社会是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谎言和暴力是构成君主臣民社会的两大支柱。由于谎言和暴力不是马基雅维利发明的，而是君主臣民社会的客观存在，把它揭示出来后，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觉醒，故而马基雅维利被称作人文主义者。而在中国，《论语》是维系君主臣民社会的书，是贯彻谎言和暴力的集大成之作，与《君主论》的不同在于粉饰谎言和暴力，即‘讳畏隐’，因此，孔丘不是人文主义者。
4、在欧洲，马基雅维利是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男孩；在中国，孔孟是皇帝新装里的两个骗子。皇帝的新装是高调理想，是‘至善’，是谎言，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皇帝的裸体是低调实践，是‘至恶’，是暴力，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便是君主臣民社会的逻辑奥秘。因此，‘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孔孟之道的本质就是谎言和暴力的集成。
5、君主臣民社会是构建在谎言和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坚守等级伦理道德观以构建等级伦理社会秩序过程中，把相对存在的伦理概念绝对化生成两种极端主义的产物。一种极端主义是‘至善’，是高调理想，是皇帝的新装，是谎言；一种极端主义是‘至恶’，是低调实践，是皇帝的裸体，是暴力。‘至善’与‘至恶’互生互存，高调理想与低调实践互生互存，皇帝的新装与皇帝的裸体互生互存，谎言与暴力互生互存，而在这两种互相冲突的极端语境中，以‘仁义道德’标榜，媚上欺下、浑水摸鱼，这便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本质就是通过制造极端语境的矛盾性开展皇帝新装的巡游大典。
6、在中国，马教宣扬坚守国家消亡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一种高调理想，一种‘至善’，而践行国家至上的集（极）权主义，一种低调实践，一种‘至恶’。‘至善’与‘至恶’互生互存，因此，马教与孔教具有逻辑的同源性，只不过挂的是平等自由的‘羊头’，卖的是等级特权的‘狗肉’罢了！当下，马教与孔教连体就意味着权贵封建主义复辟，继而拒绝融入世界现代文明。
7、在坚守等级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构建真诚信体系的，因为，坚守等级伦理道德观必然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而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只可能成就伪诚信体系。真诚信体系是构建在坚守平等自由道德观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坚守平等自由道德观必然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而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成就的是真诚信体系。
8、当下中国的发展已遭遇积弊难除的制度瓶颈，克除困难、化危为机需要开启民智、集思广益，绝非一党一私一派而能功成。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着力于开放思想言论自由，必须着力于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必须着力于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并籍此培育和释放强大的创新动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继而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不能构建在谎言和暴力的基础之上，谎言和暴力是野蛮的产物，不是文明，也不能成为文明！
201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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