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濡山：专家及幕僚人士不能给中央决策层“灌米汤”
最近一两年，中央决策层越来越重视倾听来自社会各领域、特别是财经专家们的声音，时不时与一些专家及幕僚共议国是，官方媒体也会“释放出”他们一些“高论及良策”，确有不少好的进言对改善中央决策发挥了良好的“参谋”作用。但也有一些“半生不熟”的专家及幕僚，以“揣度喜好、避重就轻、歌功颂德“的奴学思维给决策层“灌米汤“、乱贴膏药。导致一些决策跑偏或失灵。决策层领导者有其审视问题的高度和特别视觉，很多情况下，因为对一些问题吃不准，才征求专家及幕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因此，能否尊重事实、揭示真相，大胆求实、大义无私地为决策层进言献策，检验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天性良知和真才实学。
从现阶段中国改革与发展大格局来审视，有以下10个问题，需要各路专家幕僚冷静、客观、严肃地面对。
1、正视十八大以来改革策略的得与失，及时修正纠偏。
十八届一中全会以来，新一届执政集团强势推进改革，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很多重大改革政策及落实举措，哪些是对的、是可行的，应继续加力；哪些不妥或者跑偏了，则应及时矫正纠错。在中国社会化、市场化民主监督体制尚弱的环境下，权威专家及体制内外幕僚人士的进言献策显得更加重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阶段越是体制内外的中高层人士，越是“沉默是金、明哲保身”，而作为受待见的专家和幕僚，不应当遮遮掩掩，而要明辨是非、直抒胸怀。比如，在反腐与倡廉的策略层面、在国企改革的可行性及可操作层面、在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方面、在缓解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方面、在改善行政作为方式层面，等等，应当直面主要矛盾，提出“刀下见菜”的有效对策---
2、如何分析研判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局势。
对于当下及今后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和特征，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分析判定，各领域、各阶层人士的分歧和争议比较大。虽然中央要求各级党和政府要统一到中央的认识上来，但并不等于中央的判定会固守不变。目前主要看法有两种：一种是悲观论调，盲目夸大危情，认为经济运行压力及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结构性矛盾仍然顽固存在，国际大环境依然黯淡凄凉，因此依然对未来经济走势深感迷茫；另一种是审慎乐观的态度，盲目夸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最痛苦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开始出现向好苗头，市场供需平稳，就业弹性空间较大，GDP增长仍处于全球领先，中国经济运行正在走出困局。这两种看法都有充足的论据，决策层面对诸多问题和矛盾“开方子、下单子”时，很容易“忽左忽右”，难免出现失效失灵的情形。其实，这两种看法不存在哪个更合理、更切合实际，因为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不是一国的行政力量及经济政策所能改变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行政发力与市场自身的动能要形合力而不是相互抵消，并真正切合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
3、不能再对经济运行的实施强刺激。
近些十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既没有周期性规律，也没有明显的可干预效应。每当GDP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并“遭遇”资本市场波动时，很多人往往内心惶恐、不知所措，被迫采取“强刺激”的策略进行干预。稍稍梳理一下温总理主帅政府工作后四年以来的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诸多数据，不难发现：以多种行政策略和手段对经济运行的刺激效应呈“正弦递减”特征，即：随着刺激力度的加大，所产生的效果“幅度和周期”同步衰减。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经济刺激手段是非常规举措，若反复过度使用，就会深层弱化市场经济循环的自身能力。中国经济的体制特征和结构矛盾由来已久，只能在可承受范围内采用深度静养疗法，这就好比激素和抗生素不能经常使用的道理一样。然而，一些财经专家及决策幕僚，为了讨好决策层，以期收获立竿见影的效果，进言采取一波又一波强刺激，结果使有些矛盾固化、有些矛盾被激化。甚至有专家盲目夸大经济下行的压力及风险，认为不刺激不仅会形成更大的失业压力，反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局势危情---
4、不能回避现阶段社会及经济层面的核心矛盾。
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不仅日益交织于一体，而且出现明显恶化迹象。诸多矛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的核心矛盾：一是社会层面，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且发展机会不平等，本应通过梳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分类化解，结果却是依靠高压手段强行控制，不仅直接加大了国家治理的成本，而且暂时把矛盾隐埋起来。二是经济层面，结构性的经济矛盾的核心在于由来已久的经济体制导致从中央到地方资源配置结构严重脱离市场趋势和规律，本应通过市场发力主导经济结构的优化，权力发力为市场“拾遗补缺”，而结果却是维持和强化权力主导的经济资源配置，导致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其实，针对这两个领域的核心矛盾，一些有分量受待见的权威专家及幕僚人士，心知肚明，但可能碍于政治面子和担心上方不悦，而故意回避。其实，开明的领导者决策者，恰恰最最需要的是把握事务发展演进的真实面目和有效对策---
5、不能再盲目夸大国有经济的作用。
毫无意义，国有经济是中国现阶段极具特殊意义和作用的经济形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首先是有利于整个中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如果只是为了拯救、优化及做强国有企业，而从时间和空间上过渡挤兑非国有经济，那就“得不偿失”了。说到底，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只能通过市场化的资本层面的渐进融合，共进共退，才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法健康发展。可是，一些部门及权威经济人士，盲目夸大国有经济对“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党和政府权威”的作用，采取过渡不公平的策略对待非国有经济，不惜代价地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这样的幕僚及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党和政府决策层的“不仁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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